虛擬貨幣案件 證據如何收集_數字貨幣

在虛擬貨幣相關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經營主體多設立于海外，而經營行為多發生于線上，相較于書證、物證等傳統證據，跨境電子證據成為該類案件的主要證據組成。通過撰寫本文，颯姐團隊希望向各位讀者介紹關于電子證據的基礎規定以及跨境收集電子證據的實務情況。

在中國法中，電子證據又被稱作“電子數據”，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大法定證據種類之一。

“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的說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概念的出發點不一樣。電子證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載體進行定義，即“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電子數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本質屬性進行定義，即“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聲音 | 東莞市金融工作局：防范以“虛擬貨幣”“區塊鏈”等名義 進行非法集資:東莞市金融工作局發布《關于防范以“虛擬貨幣”“區塊鏈”等名義 進行非法集資的風險提示》通知。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著“金融創新”“區塊鏈”的旗號，通過發行所謂“虛擬貨幣”“虛擬資產”“數字資產”等方式吸收公眾資金，侵害公眾合法權益。此類活動并非真正基于區塊鏈技術，而是炒作區塊鏈概念行非法集資、傳銷、詐騙之實。風險特點：網絡化、跨境化明顯；二、欺騙性、誘惑性、隱蔽性較強；欺騙性、誘惑性、隱蔽性較強。通過代幣的違規發售、流通，向投資者籌集比特幣、以太幣等所謂“虛擬貨幣”，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涉嫌非法發售代幣票券、非法發行證券以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傳銷等違法犯罪活動。此類活動以“金融創新”為噱頭，實質是“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資金運轉難以長期維系。請廣大公眾理性看待區塊鏈，提高風險防范意識，不要輕易相信所謂的高息“理財”，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2019/11/13]

需要注意的是，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不屬于電子證據。確有必要的，對相關證據的收集、提取、移送、審查，可以參照適用電子證據的有關規定。

聲音 | 姚前：虛擬貨幣缺乏價值支撐，未來得有一個“去虛擬”的過程:據第一財經消息，昨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前所長姚前發文稱，全球那么多的貨幣，根本的區別在于背后的價值支撐而不是鑄幣技術。相信現有的數千種加密貨幣，在追求極客技術的同時，也會逐步認識到這一點：當前的經濟社會是一個高度發達的信用經濟，貨幣發行和管理功能有缺陷的“比特幣”們實難擔當大任，核心問題在于這類“可轉讓數字資產”很難構建自身的價值支撐體系。 所以，必須把目前虛擬貨幣缺乏價值支撐這一根本性的缺陷給矯正過來。技術固然可以向典型的虛擬貨幣、加密貨幣取經，但人類社會長期形成的貨幣的本質內涵，理應是數字貨幣發行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虛擬貨幣的未來得有一個“去虛擬”的過程，一個可能的變化是在前述所言的“點對點+電子支付系統”的基礎上，再加上強有力的“央行信用”，也就是“點對點+電子支付系統+央行信用”。目前央行數字貨幣已成為國際央行會議最重要的主題詞之一。[2019/5/6]

在種類上，電子證據的種類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2）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3）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4）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韓國最大網上購物平臺Wemakeprice宣布中止引入虛擬貨幣支付系統:曾經宣布要引入虛擬貨幣支付系統的韓國最大網上購物平臺Wemakeprice今日表示中止引入虛擬貨幣支付系統。Wemakeprice的相關人員表示，在消除對虛擬貨幣投機性的擔憂，以及由于價格波動導致的客戶風險消失之前將不會開設虛擬貨幣支付服務。[2018/2/9]

1、固定境外公開數據

第一種是瀏覽服務器連接的境外公開網頁，通過截圖、錄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網頁數據作為電子證據，這是“境外服務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類取證方式，常與其他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措施同時適用。

自由韓國黨認為政府對虛擬貨幣“操之過急”的方案導致了市場混亂:據韓聯社消息，今日自由韓國黨舉行了討論會，對于目前政府將虛擬貨幣視為限制對象的態度進行了討論。該黨認為，政府操之過急的“虛擬貨幣”限制導致了市場混亂，并萎縮了第4次產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區塊鏈基礎設施的開發。現在政府需要出臺政策，使得虛擬貨幣市場良性發展，使副作用最小化。[2018/2/7]

取證過程通常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在線提取而后出具網絡在線提取筆錄作為法庭證據。如“國某、羅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寧市局網安民警通過在瀏覽器中輸入國某等人宣傳的境內網址轉入購買網絡攻擊軟件神盾DDOS的境外網址“youka．la”，最終查詢到網站服務地址注冊人為國某，從而證明了國某的犯罪行為。參見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8）青0104刑初41號2、登入涉案服務器并提取數據

第二種是通過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的方式進行遠程勘驗提取境外服務器數據。機關在前期偵查中獲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臺的賬戶和密碼，而后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平臺，獲取境外服務器數據。

這種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常常適用于為他人提供互聯網犯罪平臺的“幫助犯”案件取證中，通過輸入賬戶名、密碼進入平臺能夠準確獲取平臺注冊會員數量、平臺被使用次數等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

如“方某某等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中，如東縣局對境外VOS平臺數據進行遠程勘驗，發現詐騙分子通過方某某提供的198平臺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參見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蘇0623刑初368號。

3、利用技術偵查手段獲取數據

第三種是技術偵查，由專業人員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而后形成電子證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案件定罪量刑的證據。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機關網安或技偵人員，如“滕某輝、滕某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常德市局網安部門從滕某輝、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務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傳銷網站注冊的三個會員號，以及各會員號發展的下線人員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網檢［2015］第409號電子證據檢驗分析報告”作為法庭證據。參見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湘0781刑初70號。

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關的技術人員，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經營案”中，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對涉案的境外服務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軟件的數據進行固定，提取到1110條用戶信息，153384條交易記錄，并出具“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司法鑒定所（2016）物檢字第36號司法鑒定”作為法庭關鍵證據。參見河北省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冀08刑初11號。

颯姐團隊認為，對于辯護人來說，知曉證據的獲取方式與思路是有效質證前提。在分析電子證據的內容之前，其形成時間、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況均是我們做出合理懷疑的重要途徑。因此，了解偵查機關調取境外電子數據的方法與渠道亦是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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