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廣義通證經濟的內涵、邏輯及框架_區塊鏈

本文系國內首篇通證經濟學術論文，奠定了通證經濟的理論基礎與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感謝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原董事長，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國航空學會理事長林左鳴教授對本文提供的幫助。摘要：本文構建了一個涵蓋貨幣誕生之前的物物交換、貨幣發展演變歷程以及信息時代數字憑證的廣義通證經濟框架，并在此框架內相對傳統經濟金融理論更一般地闡述了貨幣的起源與發展、金融危機的誕生與嬗變、脫虛向實與脫實向虛三大重要問題。在工業時代及以前，通證的形式由相對分散向相對集中演進，在信息時代，通證的形式有從相對集中向分散發展，有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但中間存在曲折反復的過程。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有脫離實體、逐步虛化的趨勢，表現為脫實向虛；在基于區塊鏈的信息時代，通證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度有提高的趨勢，表現為脫虛向實。實物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其使用價值，而虛擬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使用者的共識等人類高層次的意識形態。實物通證和虛擬通證會長期共存，如何使實體通證和虛擬通證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契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關鍵詞：廣義通證經濟；貨幣起源；金融危機；脫虛向實

一、引言

“通證”的概念來源于區塊鏈中“token”一詞的翻譯。在互聯網時代token涵義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古典互聯網時代，token用于指登錄驗證的令牌；在以太坊ERC20出現后，token進入了第二階段，token合約就是包含了一個對賬戶地址及其余額的映射的智能合約，將數字貨幣的概念囊括其中；第三個階段在“通證”翻譯誕生后，通證經濟學派的理念實際上是把token的內涵擴大化，不再局限于令牌或者數字代幣，還具有使用權、收益權、投票權、參與權等多種屬性，可定義為“可流通的加密數字憑證”。將視角置于信息時代之外，從人類經濟社會的進程來看，廣義的“通證”具有更廣闊的內涵和外延，可定義為“可流通的憑證或實物”，涵蓋了石器時代的“物物交易”的實物憑證和公共組織的信貸憑證，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商品貨幣憑證和紙幣憑證，以及信息時代的數字憑證。“通”字言其流通性，“往來不窮謂之通”；“證”字言其公信力，“罪無申證，獄不訊鞫”。廣義的通證經濟框架涵蓋了貨幣誕生之前的物物交換、貨幣的發展演變過程以及信息時代數字憑證的誕生和發展，是一個普適性更強的經濟分析框架。總體而言，通證的發展歷史具有以下三個規律：一，在原始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的形式由相對分散向相對集中演進，在信息時代，通證的形式有從相對集中向分散發展，有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但這個趨勢中間存在曲折反復的過程；二，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有脫離實體、逐步虛化的趨勢，在基于區塊鏈的信息時代，通證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度有提高的趨勢；第三，實物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其使用價值，而虛擬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使用者的共識等人類高層次的意識形態，實物通證和虛擬通證會長期共存。用廣義通證視角對經濟現象進行考察，可以對現有理論難以解釋的經濟問題進行更加合理的解釋，同時也有助于對頻發的金融危機、難以根治的脫實向虛等經濟弊病消除的實現提供有益的借鑒。二、貨幣的起源與發展——基于廣義通證視角

貨幣作為廣義通證的一種重要形態，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貨幣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沒有貨幣整個宏觀經濟學無從談起。然而，基于傳統經濟理念的貨幣理論并不是一套完整自洽的邏輯體系，幾乎每個問題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觀點。對于紛繁復雜的貨幣理論，熊彼特曾言：“人們對貨幣觀點就像天上的浮云那么難于描述。”事實上，連貨幣的起源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沒有定論。在貨幣的起源這一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從亞里士多德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兼作易貨之用”以有余換不足的交易需求催生了以物易物和錢幣媒介的產生”到亞當?斯密的“如果后者恰好沒有前者所需要的東西，兩者之間便不可能進行交換”，再到馬克思的“貨幣是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歸納推理法，得到的也都是“貨幣起源于物物交換”的結論。持有這一觀點的代表性經濟學家還包括杰文斯、門格爾、米塞斯、布魯納、阿爾欽、清瀧信宏和懷特等，幾乎所有的經典經濟學教材也是這樣寫的。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充當交換媒介，使得交易中不必存在時空和需求的雙重巧合，符合邏輯和認知習慣，在這種邏輯下導致的必然結論是由物物交換衍生出來的貨幣必定是商品貨幣，也就是通證經濟中的實物通證。正如馬克思所言：“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持“物物交換”觀點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大多也都是用“抽象力”進行分析。但是這一學說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在于從商品到貨幣是一個“從零到一”的過程，其界限何在這一問題難以回答；第二在于這一套邏輯推理缺乏證據佐證。越來越多的考古學發現給出了不利于“貨幣起源于物物交換”的證據，正如卡羅琳?漢弗萊所言，“沒人可以舉出純粹而又簡單的以物易物的實例，更遑論貨幣是由以物易物衍生的了”，古德哈特也認為“貨幣理論的困惑在于拒不面對現實”。關于貨幣的起源在一些考古證據的基礎上逐步衍生出了后兩種觀點。公元前600年呂底亞王國出現了第一批金屬鑄幣，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商品貨幣。然而在更早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巴比倫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寺廟和宮殿中發現了用于記錄糧食庫存的泥版作為債務記錄，這種由大型公共機構記賬的方式具有極強的社會性，在這種模式下資源流通當期只有轉讓價格，并不涉及實際支付，這是一個由公共機構建立的信貸體系。在這種模式下，橫向的交換不一定會產生，系統通過縱向的賒欠和借貸等延期支付方式使得系統的參與者獲得各自所需物品。金融的功能是跨時空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公共信貸”和“物物交易”作為貨幣起源的兩種學說分別從時空兩個角度予以闡釋。“公共信貸”體系中的記賬符號其本質是信用貨幣，也就是通證概念中的虛擬通證，依靠公共權威和社會倫理實現其價值尺度的職能。而物物交換中的商品憑借其使用價值行使了交易媒介的職能。虛擬通證不同于實物通證，不具有使用價值，其成立的基礎在于流通區域使用者的共識，部落、社群、國家的形成需要高度的共識。關于公共信貸的一個更加深刻的案例是太平洋雅浦島的石幣。雅浦島是太平洋西部加羅林群島中的一個島，土地總面積為102平方公里，人口0.65萬人，相對與世隔絕，因此其對貨幣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雅浦島的石幣名叫“費”，其價值取決于石頭形狀和大小。由于大石輪貨幣過于笨重，所以在交易的時候，當地土著并不需要把這些笨重的石幣從之前所有者搬運到新的擁有者手中，只要交易雙方大聲、并公開宣布某個石幣現在歸屬于某人，并做標記表示所有權易主即可。這種信用記賬體系與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理念十分類似，其實質就是一個可以在多個站點、不同地理位置或者多個機構組成的網絡里進行分享的資產數據庫。石幣只需作為公共賬本而不需要實際流通，更不是由于具有使用價值而形成的商品貨幣。盡管石幣本身沒有流動，但通過賬本的變化傳遞的價值時刻在流通。“公共信貸起源說”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證據佐證，然而其影響力遠不如“物物交易起源說”。包括貨幣理論在內的主流經濟學的目標是成為一門具有普適性的社會科學，相比于紛繁復雜的現實狀況，邏輯的嚴密和推理的準確才是理論大廈構建的基石。依靠公共權威和社會倫理建立公共信貸體系作為一種虛擬通證，需要社群達成高度的共識，而共識作為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其形成過程更加的復雜漫長。造成已發現的最早證據是公共信貸體系的可能原因有兩個：第一，公共信貸這種虛擬通證的的形成需要較高的共識和文明程度，這種文明程度的到達很可能與文字形成的時間較為接近，因而更容易被記載，而物物交換的方式較為原始，當時并沒有文字記載，而在文字發明之后，已出現商品貨幣或信用貨幣；第二，信用作為貨幣起源證據的社群往往具有“小國寡民”的特點，共識的形成深刻依賴于社會倫理和熟人圈子，是否具有普適性仍有待檢驗；第三，由于“人性不耐”等原因，公共信貸體系的跨期資源配置比物物交換的跨界資源配置更加難以實現，物物交換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更簡單易行。第三種貨幣起源的假說是禮品贈送，這同樣是在“小國寡民”且社會成員相對固定、社群基礎比較牢固的情況下，從古典人情社會的禮物邏輯逐步向現代契約社會的貨幣邏輯過渡。戰爭、自然災害和社會動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的變更等方式對禮物贈送造成的巨大破壞致使在社會層面禮物邏輯逐步讓位于貨幣邏輯。但禮俗社會作為重要的傳統保留了下來，并仍在經濟活動中發揮巨大作用。當前區塊鏈生態中社群內的禮物贈送或其他基于禮俗的活動對于生態系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禮品贈送作為貨幣誕生的一個重要源頭，那么當前的區塊鏈社群建設可以說是一個“返祖現象”。技術的發展使得在大社會的基礎上的小社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價值，發展與道德、倫理、習俗、法律等因素密切相關，在經濟實踐中起著關鍵作用。從傳統經濟視角考察這三種假說，每一種都有存在假說本身無法解釋之處，而基于廣義通證視角，則可以形成較為完滿自洽的理論體系。實物通證在由相對分散在向相對集中演進的過程中，集中度達到一定程度便由量變引起質變，進而出現了商品貨幣，商品貨幣是實物通證形式高度集中的表現；虛擬通證的出現依賴于社群參與者共識的形成和提高，社群的禮俗性對虛擬通證的出現同樣起著重要作用，社群共識的形成建立在其禮俗性的基礎之上；虛擬通證誕生的社群文明程度較實物通證更高，但在一些特定環境下虛擬通證可能早于實物通證誕生。歷史上牛、羊、糧食、煙草、貝克、布、刀、貴金屬等上百種物品曾充當過實物通證，貴金屬具有價值比較高、易于分割和保、便于攜帶等特點，可顯著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絕佳的實物通證載體。實物通證的表現形式從歷史上看呈現逐步提高的趨勢，直到近現代基本只有金、銀、銅等相對貴重的金屬在實行其職能。實物通證種類逐漸集中到若干個的邏輯也非常清晰，在存在不可忽略的交易和匯兌成本的情況下，相對統一穩定的通證體系對于交易匯兌成本的降低、市場穩定性的提高以及生產力的促進具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在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之前，通證價值越穩定、流通匯兌成本越低，對于系統生產力發展越有利。關于東西方大分流的“李約瑟之謎”基于通證維度同樣可考，清朝至始至終實行的是“銀銅復本位”，銀兩和銅錢共同流通于市場，“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其比價由相對價格決定。到了19世紀下半葉清朝貨幣體系日益復雜，金銀銅等金屬貨幣與各種銀行券并存，其比價波動劇烈。另外，中國的白銀基本來自對外貿易順差，此時世界主要國家已建立金本位體系，國際金銀比價波動強烈影響流入中國白銀的價格與數量，本位幣無法保持穩定，顯著提高了社會成本。事實上，實物通證代表的市場價值一般遠大于其對應實物的使用價值，一個實物通證的交換價值和它本身的使用價值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稱作“通證溢價”，白銀作為貨幣的“通證溢價”約為15%，黃金作為貨幣的“通證溢價”約為85%，從歷史趨勢來看，“通證溢價”有逐步上升的趨勢，而到了虛擬通證時代，“通證溢價”則幾乎為100%。實物通證本質上是滿足通證使用者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二元價值容介態，而以信息為特征變量的心理需求的變化速率快于以物質為特征變量的生理需求，這一趨勢在工業革命之后愈發明顯。相對于實物通證，虛擬通證是更高文明程度的產物，因為蘊含在虛擬通證中的不是使用價值，而是更為抽象的社群共識，比如對公共組織和權威人物的信任。紙幣的出現是虛擬通證發展成熟的標志，相比寺廟和宮殿中的公共信貸體系，紙幣的流動性極大地提高，真正發揮了社會通證的職能。公元990年產生于中國北宋四川地區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紙幣，但是其產生并非基于主權信用，而是基于商業信用，不便攜帶巨款的存款人把鑄幣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費。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的威尼斯銀行是世界第一家銀行，同樣是為羊毛等實物貿易融資而出現的。后來隨著社會交換和再生產的規模的不斷擴大，紙幣逐漸變成主要由各國政府發行，將商業信用變成了主權信用。基于國家主權的虛擬通證更容易使人們達成共識，但同時仍需要黃金作為儲備，但黃金的兌換和流通能力逐步受到限制，由此誕生了歷史上的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無論是英國的“凱恩斯計劃”還是美國的“懷特計劃”都反映了對戰后全球性虛擬通證建立的迫切，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第一，是否需要一個名義上的全球虛擬通證——即凱恩斯的“班科”；第二，是否需要強化黃金這一傳統實物通證的作用。二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黃金為基準的情況下，使得美元行使了全球的流通媒介和價值尺度功能，這是人類歷史上虛擬通證第一次完全打破國界限制，為戰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虛擬通證在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主要以紙幣為代表，由其行使社會的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功能，紙幣的印刷成本比鑄幣低，避免了鑄幣在流通中的磨損和因不法之徒切削或熔解金屬而帶來的流通不暢現象，同時更容易保管、攜帶和運輸，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使用范圍越來越廣。后來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逐步產生了代表所有權的虛擬通證、代表未來求償權的虛擬通證、行使套期保值功能的虛擬通證等，還有打包分層模式更加復雜在一級虛擬通證基礎上進一步虛擬的二級虛擬通證。需要指出的是，房子作為人們生活的必需消費品，因具有作為抵押品和投資品的極佳屬性，也成為一種流通性欠佳的通證。為解決其流動性問題，住房抵押債券等虛擬通證應運而生，證券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將一切資產納入到金融資本范疇，這極大地拓展了資產的跨時空可配置性。大多數數字貨幣也屬于一級虛擬通證的范疇，一些錨定法定貨幣的數字貨幣屬于二級虛擬通證。虛擬通證與實物通證呈現出較強的規律性，虛擬通證產生初期需要基于實物通證建立信用，一般是與某些實物通證建立一個兌換比例，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脫離實物通證，一旦出現信任危機，虛擬通證將會出現擠兌，將再次選擇與實物通證掛鉤。歷史證明，無論是通過私人競爭方式，還是由主權國家作為壟斷供應商，貨幣都可能是脆弱的。最早的交子以鐵錢為本位，20世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作為本位，一個穩定的虛擬通證系統在設計之初往往需要實物通證或更加穩定的虛擬通證作為價值基礎來穩定系統。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基于區塊鏈的比特幣橫空出世，希望以算法信任代替擁有“超發傾向”的主權信用，此后誕生了基于不同共識、具有不同算法的數字貨幣。當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大多價格波動劇烈，本質原因是事實上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的仍然是法幣。所謂穩定幣的建立也僅僅是對法幣穩定，而不是對實際購買力穩定，其中運行最成熟的USDT本質上是100%美元準備金的數字貨幣。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誕生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停止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美元取代黃金“自立”用了27年時間。數字貨幣或資產能否取得本位定價權是衡量社會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標志。表一.通證的分類、特點及表現形式

Euterpe CEO論文被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引用:據官方消息，Euterpe CEO Jerry Liu博士的論文“An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formative Use in Copyright Law”被美國聯邦第二巡回法院在劃時代的合理使用判例Warhol vs. Goldsmith中引用，作為理論依據認定安迪·沃霍爾的名作，侵犯了平民攝影家的作品。安迪·沃霍爾為美國享譽盛名的當代藝術家，該案由其藝術基金會發起不侵權之訴，被廣泛認為是近年來文化版權領域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案件之一。[2021/11/24 7:07:58]

三、通證視角下的金融危機

人類的金融史同樣是一部危機史，金融危機僅在西歐過去的400年里，平均每十年就發生一次。金融危機發生在不同的時期——遠古、中世紀和現代；發生在民主、專治和君主政體中；發生在中央銀行出現之前和之后；發生在世界各國固守金本位制之時和轉向紙幣之后；發生在復雜的國際體系和孤立的小社會中；發生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和集中式的計劃經濟時期；發生在股票、債券、房地產、郁金香和紅鯔魚等各不相同的資產類別中。《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金融危機的定義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為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它表現為一國貨幣短期內大幅貶值，該國金融市場上價格猛烈波動，大批銀行經營困難乃至破產，整個金融體系急劇動蕩。金融危機在形式上可分為外債危機、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和系統性金融危機。從公元2世紀古羅馬的紅鯔魚狂熱，到17世紀的郁金香泡沫和18世紀的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到1907年的美國銀行危機、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1981年開始的拉美債務危機，再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不管導致危機的媒介是什么，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已展露無遺，繁榮和蕭條此消彼長，樂觀、自大、貪婪、恐懼、屈服等市場情緒永不停歇。從根本上來講，傳統金融學將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信息不對稱、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以及投資者的非理性情緒。信息不對稱問題是金融領域的核心問題。阿克洛夫(1970)首次正式提出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并指出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兩大問題會造成市場低效率和市場失靈。經濟增長和波動是經濟領域兩個最核心的基本問題，如果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對稱，經濟系統的波動性就會極大降低。自1932年費雪首次提出“債務-通貨緊縮”理論來解釋20世紀的大蕭條以來，“過度負債”和“債務清償”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關鍵。托賓進一步拓展了“債務通縮”理論，將貸款方綜合考慮進分析框架，邏輯鏈條拓展為“價格下降——工資和收入下降——債務本金和利息占比提高——所有者權益占比下降——再貸款能力減弱——企業破產和違約——借款人和金融機構流動性遭受負面沖擊——進一步借款萎縮和投資下降”。明斯基(1982，1992)從資本市場角度將“債務通縮”理論進一步拓展，從資產價格下降的貨幣價值和財富效應兩個渠道論證了債務清償的“廉價銷售”效應。歐勝(1996)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明斯基的觀點，結果顯示即使總體價格水平沒有大幅下跌，資產價格下降也會導致通縮產生。伯南克等以“債務通縮”理論為基礎，結合信息不對稱、金融市場不完善等理論建構了金融加速器模型，發展出通縮自我加強效應的完整分析框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學界對金融危機從債務杠桿角度、杠桿周期角度(Geanakoplos,2010)及金融周期角度(Borio,2014)等不同角度進行闡述，這些研究將導致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歸納為債務杠桿、抵押貸款、金融風險認知、融資約束和資產錯配等，而這些問題本質上都是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林左鳴將容介態定義為在宇宙中某一已經存在的事物通過容納入信息介質后實現質變的一種運動形式和運動過程的狀態。根據二元容介態理論，容介態運動是宇宙中以信息為基礎，使事物從量變到質變，從而實現變異或進化的運動。信息的不對稱性必然加劇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容介態運動的波動程度，進而導致金融系體的不穩定性。事實上盡管每次金融危機的具體成因和導火索各不相同，然而每次金融危機幾乎都伴隨著“市場流動性急劇擴張——流動性出現逆轉——流動性短缺出現擠兌”的過程。流動性作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核心概念，體現的是金融市場中不同資產和部門的依存關系。從通證的歷史發展趨勢來看，進入工業文明以來，以各國法定紙幣、股票、債券、期貨以及各種金融衍生品為代表的虛擬通證在數量和形式上急劇增加，在絕對數量和增長速度都遠超以真實產出和黃金等為代表的實物通證。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全球GDP總量為77.68萬億美元，已開采黃金總價值為7.7萬億美元，全球房地產市場規模約為217萬億美元；而從虛擬通證市值來看，全球廣義貨幣總量約為90.4萬億美元，全球各國債務總量約為247萬億美元，全球的股市市值約為73萬億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至少有544萬億美元的市值，當前虛擬通證的總市值遠大于實物通證。虛擬通證的增長速度快于實體通證反映了人類達成共識程度的逐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拜物主義”，可以根據共識、規則和社會慣性進行流通。但在市場極端條件下，人們對于共識、規則和社會慣性等的信念往往容易受到動搖,并在“羊群效應”等社會心理因素下加速崩潰。

美聯儲鮑威爾：央行數字貨幣政策問題討論文件將在未來幾周發布:金色財經報道，據路透社最新消息，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美聯儲/FED)主席鮑威爾表示，一份探討央行數字貨幣政策問題的討論文件應該會在未來幾周發布。鮑威爾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透露，這份最初定于夏季公布的文件被推遲，因為美聯儲正“努力把這件事處理好”，但他表示文件將在“未來幾周”發布。[2021/12/1 12:42:37]

圖1.2017年實物通證和虛擬通證市值在經濟系統受到負面沖擊的情況下，虛擬通證的預期收益無法兌付，在投資者心理因素與資本市場“羊群效應”下，持有大量虛擬通證的持有者拋售虛擬通證，擠兌數量有限的實物通證，導致市場流動性缺乏，并在金融加速器和資產網絡作用下進一步導致虛擬通證的價格下跌。事實上，投資者在負面沖擊下對某些虛擬通證的信心產生動搖并進行拋售，但不一定只購入實物通證，也可能購入距離實物通證“更近”的虛擬通證或是錨定更加“優質”實物通證的虛擬通證。例如在歷次“股災”、“債災”時，投資者會拋售該國的股票或債券而持有該國的法幣；而在歷次主權債務危機中，投資者會拋售包括危機國主權貨幣在內的各種資產而持有經濟金融穩定國家的各種資產。清瀧信宏和摩爾為一國內不同通證的流動性研究提供了范式,在模型中貨幣和信用的區別僅體現在流動性,貨幣可以無成本隨時提現,而包括股票、債券在內的其他資產則只能按照一定比例體現,需要付出市價折扣才能獲得更多提現。這與現實情況基本是一致的。虛擬程度更高的通證相對于實體通證更快的增長速率以及負面沖擊下市場參與者拋售虛擬通證換取實體通證避險的行為特征幾乎是所有金融危機的共性。如何使實體通證和虛擬通證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契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兩者之間的摩擦與互動是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的根源。投資者的信念共識容易受到環境變化而影響，當周圍充滿樂觀積極情緒時，投資者之間會彼此傳遞積極信息從而加深共識；反之則會傳遞消極信息從而削弱共識。“羊群效應”等非理性情緒本質上也是信息不對稱下的納什均衡。除了信息不對稱和非理性投資情緒，收入差距日益擴大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另一個重要誘因。對于收入差距過大導致金融危機的機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詳細論述：在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下，勞方和資方處于嚴重的不平等地位。勞動者工資既構成生產成本，又是有效需求的來源，資本家為了提高利潤必然壓低工資，這樣導致消費不足。所以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金融危機無法根除。根據皮凱蒂的研究，在過去的300年的長時間序列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的收益率，而GDP平均每年保持1%-2%的增長率。資本收益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這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性原因。2015年美國收入最低的20%家庭總收入占全部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1985年的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家庭總收入占比則從16.5%飆升至22.1%，占家庭總數80%的中下層家庭總收入占比從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國5%最富裕家庭的總收入為2.2萬億美元，是收入最低的20%底層家庭總收入的7倍。2015年占人口90%的底層家庭擁有的總體財富在全國所占比例降至23%，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財富占比增加至22%，兩者財富占比已經不相上下。此外，英、德、法等發達經濟體在1950-2010年資本/收入比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到2010年三國資本/收入比都大于400%。曾康霖總結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金融危機的六個渠道——精英集團的產生、儲蓄與投資以及儲蓄與消費的失衡、流動性過剩、內需不足、政府調控作用減弱、阻礙廣大社會公眾的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從歷史上看，通證的誕生遠早于區塊鏈，但區塊鏈重新賦予通證深刻的內涵。在區塊鏈誕生之前通證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實物和紙質形態，另一種是電子和數字形態，貨幣、股票、債券等數字形態的資產構成一個價值網絡，但這個價值網絡完全依賴于某個中心化機構，資產的登記、確權、流轉、結算等都依賴于中心化機構，中心化機構所能觸達的領域就是價值網絡的邊界，并且不同形式的資產具有相對固定的法律內涵和外延，轉變形式一般具有較大成本。2008年中本聰發表了《比特幣: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比特幣以區塊鏈作為其底層技術，使得數字資產無需通過中介就可以實現流通，這為通證賦予了新的涵義。區塊鏈技術適合于加密的去中心化數字憑證，但這種技術不僅僅局限于比特幣，也不局限于底層數據庫技術，還非常適用于通證發行、登記和流轉，實現價值轉移。區塊鏈對于通證流動性的重要意義在于：一，可以使單一的通證以極低的成本進行流通：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接受同一數字通證，數字通證沒有物理介質，消除了國際間匯款成本、攜帶成本以及兌換成本。區塊鏈資產之間的轉賬手續費與轉賬金額大小無關，按字節收費：以比特幣轉賬為例，一筆普通交易約占250字節，手續費約為0.001-0.0015個比特幣。二，極大地降低了不同通證之間的兌換成本，跨鏈技術將區塊鏈從分散孤立的信息孤島轉變為完整的價值網絡的關鍵，成為區塊鏈向外拓展和連接的橋梁，極大地拓展了網絡經濟的外延性。根據2016年西班牙桑坦德銀行、OliverWyman以及AnthemisGroup聯合發布的《金融科技2.0：重塑金融服務報告》顯示，到2022年如果全世界的銀行全部使用區塊鏈技術的話，大概每年能省下150到200億美元的成本。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消除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對稱、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以及非理性情緒，有望開創人類信息社會下新的通證經濟范式。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將傳統商業模式中的各自記賬變成了社會公共記賬，各參與數據維護的共識節點都有獨立完整的數據存儲。信息產業鏈一般會呈現網絡外部性特征，也稱需求側規模經濟。從傳統的電子信息行業、互聯網引擎產業到數字支付產業，理論和實證研究都發現了顯著的網絡效應。分布式賬本被認為超越了單純的技術范疇，更具有完善生產關系的經濟內涵，有望實現類似互聯網的開放性組織形態——分布式自治組織，因此也被稱為“價值互聯網”。智能合約是一種旨在以信息化方式傳播、驗證和執行合同的網絡協議。區塊鏈下的智能合約將解決傳統經濟管理學中的“科斯定理——合約理論——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提出的契約問題，在熊彼特所謂的“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革”下，從微觀和社會層面極大地降低了記賬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性。在分配制度和方式上，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也一改資本主義的財富分配過多傾向于資本要素的分配方式，而是尋求開發團隊、礦工、區塊鏈社群成員以及投資人的相對平衡的共享權益。比特幣作為全球第一個區塊鏈項目，比特幣的分配方式為0%歸投資人或團隊，100%歸礦工，出塊速度為10分鐘一個塊，初始每個塊獎勵50個BTC，每隔21萬個塊獎勵減半。比特幣的分配方式對于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的分配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比特幣之后的區塊鏈項目投資人的分配比重大多不為零，但相對傳統商業模式已經極大地完善了分配模式，更加注重技術、勞動以及社群參與等要素。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將著力解決現代經濟學的“博弈論——機制設計——新制度經濟學——激勵相容”思想脈絡提出的博弈問題，重新對資本、人力資源、社群參與等要素進行定價，在一定程度上修補與完善了生產關系。四、脫實向虛與脫虛向實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有脫離實體、逐步虛化的趨勢，這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認知水平提高的結果，當然也帶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而在近代金融產生之后，伴隨著工業革命后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金融業成為經營金融商品的特殊行業，極大地推動了脫實向虛的進程。金融資本的運轉由于省去了生產的過程，使得原有的“Ｇ－W－Ｇ”模式表現為“Ｇ－Ｇ”模式，這使得資本增殖直接變成生產利潤的過程，“和資本的現實增殖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干凈了。資本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的觀念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經濟金融化、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金融交易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對比等。經濟金融化的概念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它的起步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之前，迄今，它大致經歷了“商品→貨幣→資源貨幣化→權益資本化→資產證券化”等幾個階段。當前宏觀“流動性過剩”與微觀“流動性緊張”的矛盾、“金融自我循環”現象大量涌現以及非金融企業利潤來源的金融化等都與經濟金融化現象密不可分。根據經典的索羅經濟增長模型，Y=A*F(K,L)，其中A是技術發展水平，K為資本，L為勞動。技術發展水平和匹配專業技能的勞動力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或增加，可視為短期內的固定變量。在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時，實體經濟在成本上漲、投資過程較長、管理較為繁雜、虛擬經濟競爭、金融資本利潤分割等壓力下，投資和擴大生產的愿望減弱。而金融資本的收益率較高，在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規律的作用下，必然出現實體資本脫離實體經濟領域轉入虛擬經濟領域的“脫實向虛”現象，進而造成實體經濟的枯竭化。金融資本從依附于實體經濟轉而成為牽制實體經濟的力量，實體經濟日趨弱化。除了資金面的“脫實向虛”，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廣義虛擬經濟的深化發展也將很多方面的“實”演化成“虛”。經濟交易中的標的產品可以分為金融產品和實物商品兩大類，金融產品包括股票、債券、期貨、期權等。商品可以進一步分為資本品和普通商品，資本品包括房地產、大型機器設備以及收藏品等，這類商品一般存在比較健全的交易機制，市場規模較大，資本投入較多，因此體現出金融產品的部分特征，投資價值與使用價值在其主要屬性中同等重要，甚至投資價值更為重要；而普通商品一般沒有大規模市場交易機制，資本投入相對較少使用價值是其主要屬性。商品金融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早在公元2世紀羅馬就出現了紅鯔魚狂熱，而17世紀的荷蘭“郁金香泡沫”則是一個商品金融化的典型案例。“郁金香泡沫”發生在1634年到1637年，精英人群把佩戴郁金香看作是富裕和無政府主義的的象征，在1637年市場最狂熱的時候，一種罕見的郁金香RoideFleurs的售價高達1000荷蘭盾，這些貨幣當時的購買力為2包小麥、4包黑麥、4頭肥牛和豬、12頭肥羊、4噸啤酒、2噸黃油、1000磅奶酪、1床首飾、1堆衣物和1個銀杯。而在在1637年2月初，當市場需求量開始衰減的時候，郁金香投機活動土崩瓦解，郁金香球莖的價格狂跌到了高峰期價格的10%以下。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北方地區也曾出現過“君子蘭泡沫”，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加速了我國虛擬經濟的發展進程。進入21世紀以來，商品金融化這一現象在我國由于貨幣資本的過于豐沛而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很多行業產品以及資本品在不同時期出現類似情況。由于金融資本天然具有逐利特性，一旦捕捉到商品價格周期性變化中蘊涵的獲利空間，就容易出現資本聚集和資本輪動現象，推動各類商品出現金融化特征進而造成行業產品價格輪番大幅波動。2014年隨著資金涌入不同行業，很多普通商品的價格波動加劇，諸如“蒜”你狠、“糖”太宗、“姜”你軍、向前“蔥”等媒體詞匯不僅生動地反映了普通消費品價格輪番上漲的現實情況，而且暗示出我國普通商品出現金融化趨勢的深層次問題。實體經濟通過資產證券化生成當代虛擬經濟體系，資本邏輯由此延伸至虛擬經濟領域，壟斷金融資本在分割剩余價值同時不斷轉移和積累資本擴張風險，此乃金融危機深層根源。

SWIFT和埃森哲論文探討央行數字貨幣，SWIFT計劃成為CBDC實際價值載體:SWIFT和埃森哲發表關于跨境支付中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論文，作為數字資產創新的一部分，為以新貨幣形式進行國際支付的可能性做準備。全球半數以上的央行都在積極探索使用CBDC，這一發展可能導致全球支付生態系統發生深刻變化。論文本文探討了這種轉變的現實性，從CBDC跨轄區轉移到將CBDC整合到現有貨幣組合中的方式，并詳細介紹了CBDC成為可行的國際支付解決方案所需的條件。互操作性將是其成功的關鍵，盡管CBDC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機遇，但輪文的結論是，繼續探索CBDC可能會利用現有的支付方式，新的解決方案將成為當前基礎架構的擴展，并且SWIFT在包括CBDCs在內的支付生態系統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為此，SWIFT將通過思想領導力和未來幾個月的試驗，對CBDC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包括進行試驗，以查看SWIFT不斷發展的平臺以及在其新戰略下如何重新關注交易管理服務，以實現全球40億個賬戶的即時無摩擦支付（與標準，技術和貨幣無關）如何與CBDC的跨境使用進行交互。SWIFT打算進一步探索其作用，既作為CBDC交易的認證信息載體，也作為CBDC實際價值的載體。（Trade Arabia）[2021/5/17 22:10:23]

圖.中國M2、GDP及M2/GDP走勢圖此外，脫實向虛不僅帶來了資金流向的變異以及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金融網絡權力結構所定義，社會陷入矛盾和對立之中。以分割未來剩余價值的權力為基礎，形成了一個深入每個人經濟生活的金融網絡權力體系，這一權力體系極易導致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進而加劇社會矛盾，具體表現為：個體生命的“金融內化”催生了金融符號拜物教。金融符號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高級階段，其概念闡述最早出現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是指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從而使商品具有一種神秘的屬性，似乎它具有決定商品生產者命運的神秘力量。金融化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金融逐利與人性貪婪的契合，導致人的內在精神朝著貨幣化、資本化和世俗化方向發展。過度的“衍生化”金融偏好與人性嗜賭的契合，導致個體生命的自我意識沉浸在“投資—交易—風險”的生存范式中，導致精神的墮落性、奴役性和分裂性。在信息時代，通證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度有提高的趨勢。脫虛向實的一個基本性原因在于通證的高度集中性和過度單一化。當通證的形式過度集中時，專職充當價值尺度、流通媒介和貯藏價值的貨幣就會成為經濟社會中極端重要的一環。而在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經濟體系中。這一現象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以太坊ERC20誕生后，本質上為“一鍵發幣”創造了極大的便利，也成為業界所詬病的空氣幣泛濫的重要原因。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項技術或發明往往首先應用在投機灰色部分，然后才能利用在對社會有益的方面。當具有實用價值的區塊鏈項目都具有體現其激勵系統以及流通媒介的通證時，本質上創造了更多的信用，信用不等于貨幣，在當前社會貨幣只能由中央政府發行，而創造信用的主體是多元的。同時信用代表著很多預期的價值，較貨幣而言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信用比貨幣對經濟變化的反應更加敏感靈活。資本市場是異質的，不是簡單的貨幣加總，而是貨幣加成和信用擴張的合力。基于區塊鏈通證的發行會降低貨幣資本這一在傳統金融中極端重要要素的重要程度，同時作為一種信用表現形式不會挑戰法幣的權威性，可以極大程度地解決金融異化下的脫實向虛問題。當前金融資產的另一個特點是諸如股票、債券、不動產、無形資產、金融衍生品在內的各種金融資產的形態都徑渭分明，在法律上都有明確的界定和保護范圍，若想改變資產的價值形態，除了法律的限制，還需要要付出高昂的市場成本。盡管付出的成本與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以及彈性。但在當前的金融制度下，實現大類資產的類型轉換仍需付出相當的成本。而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系統可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包括股票、債券、不動產、無形資產、金融衍生品在內的各種金融資產都可以實現上鏈，而基于這些資產的通證可實現快速、低成本地兌換，區塊鏈經濟系統極大地打破了資產形態的限制，并以極低的成本實現價值跨鏈流通和交換。每一個區塊鏈系體都可以發行通證，并可以通過設計通證的鎖倉期等設定完善激勵模式，使得項目方具有真正把項目做好的激勵機制，同時由于優質項目的通證內生地具有價值，這將根據市場行情增加社會信用。通證經濟體系內貨幣仍然只有中央政府發行的法幣，但信用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信用總量跟市場狀況的關系也更加緊密，信用變化可以更加契合經濟的發展與波動程度。由于區塊鏈項目的通證錨定的是項目本身，因此項目的質量是通證增值的最重要要素，這導致了基于區塊鏈的通證經濟系統脫虛向實的特質。隨著人類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不同通證之間的兌換成本會更低，進而以臻于零，通證的流通周轉速度會更快，脫虛向實的趨勢也會提高。五、結論

本文構建了一個涵蓋貨幣誕生之前的物物交換、貨幣發展演變歷程以及信息時代數字憑證的廣義通證經濟框架，并在此框架內相對傳統經濟金融理論更一般地闡述了貨幣的起源與發展、金融危機的誕生與嬗變、脫虛向實與脫實向虛三大重要問題。在廣義通證經濟框架內具有三大基本規律：第一，在原始時代、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的形式由相對分散向相對集中演進，貨幣誕生于此過程中，由量變引發質變。在信息時代，通證的形式有從相對集中向分散發展，有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但在整個發展歷程中均存在曲折反復的過程。第二，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通證有脫離實體、逐步虛化的趨勢，表現為脫實向虛；在基于區塊鏈的信息時代，通證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度有提高的趨勢，表現為脫虛向實。第三，實物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其使用價值，而虛擬通證的成立邏輯在于使用者的共識等人類高層次的意識形態。實物通證和虛擬通證會長期共存，如何使實體通證和虛擬通證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契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參考文獻李秀輝.商品與信用:貨幣理論的兩種本質觀——兼論宏觀經濟學的重建.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0(2):126-138.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朱泱、孫鴻敞、李宏、陳錫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亞里士多德.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年.亞當?斯密.國富論，謝祖鈞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李黎力、張紅梅.基于交易與基于債務的貨幣本質觀之比較.當代財經，2014：57-66.林左鳴.廣義虛擬經濟——二元價值容介態的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古德哈特.《貨幣理論的長期困惑：拒不面對現實》，載《古德哈特貨幣經濟學文集》，康以同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嚴靜峰.金融化、金融異化與金融危機——基于金融本質二重規定性的解讀天津社會科學,2018(2)：101-108.夏新斌，曾令華.“流動性過剩”研究綜述(上)——流動性過剩的內涵、衡量標準及產生機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1):88-91.瞿強，王磊.由金融危機反思貨幣信用理論.金融研究,2012(12):1-10.曾康霖.美國收入分配的貧富差距與金融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5):17-20.CarolineHumphrey.BarterandEconomicDisintegration，.Man,1985,20(1):48-72.Furness,W.H，TheIslandofStoneMoney,1910.BobSwarup，MoneyMania：Booms,Panics,andBustsfromAncient.2014.AkerlofG.A.TheMarketforLemons：QualityUncertaintyandtheMarketMechanis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70，84(3)：488-500.Goodhart,C.A.E.,Tsomocos,D.P.,Vardoulakis,A.P..ModellingaHousingandMortgageCrisis,CentralBankofChileWorkingPaper,No.547,2010.FisherI.BoomsandDepressions.NewYork:AdelphiCompany，1932.FisherI.Thedebt-deflationtheoryofgreatdepressions.Econometrica,1933,1：337-357.TobinJ.KeynesianModelsofRecessionandDepress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5，65(2):195-202MinskyH..Debt-defationProcessesinToday'sInstitutionalEnvironment.PSLQuarterlyReview，1982，35：375-393．MinskyH..The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TheJeromeLevyEconomicsInstituteWorkingPaper，1992，No.74.ThomasPiketty.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2014.SatoshiNakamoto,Bitcoin:APeer-to-PeerElectronicCashSystem,2008.SantanderInnoVentures，OliverWyman，AnthemisGroup.Fintech2.0:RebootingFinancialServices.November30,2016.Berger，S.C.,F.Gleisner.EmergenceofFinancialIntermediariesinElectronicMarkets：TheCaseofOnlineP2PLending.BusinessResearch，2009：39-65.KatzM.andShapiroC.NetworkExternalities，CompetitionandCompatib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5：424-440RTAveritt，JASchumpeter，RVClemence，RSwedberg.EssaysonEntrepreneurs,Innovations,BusinessCycles,andtheEvolutionofCapitalism.，2000．NKiyotaki，JMoore.CreditCycl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7,7(1):65-79.NKiyotaki，JMoore.Liquidity,BusinessCycles,andMonetaryPolicy.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12(16):5-28.

歐洲央行論文：原生數字資產可以在傳統的執行場所公開交易，并符合現有法規:歐洲中央銀行發布研究論文《DLT在貿易后處理中的應用（The use of DLT in post-trade processes ）》。該論文研究了DLT環境下證券的發行或記錄和交易后處理的兩種模型，以便在分布式賬本技術環境下實現證券的發行或記錄和交易后處理，并提供與傳統系統的互操作性：1. 作為原生數字資產發行的證券；2. 在傳統系統中發行并在DLT環境中啟用的證券。論文對模型1表示，從純粹的操作角度來看，原生數字資產可以在傳統的執行場所公開交易，并符合現有法規。目前模型1主要用于OTC交易或私募。這一模式的實施有賴于通過DLT發行證券的適用監管框架。論文將模型2再細分為三種情況：a. 在傳統系統中記錄并完全遷移到基于DLT的系統（無需發行代幣）的證券；b. 連接傳統和分布式賬本系統，以發行和記錄可交易證券；c. 證券在傳統系統記錄，并在DLT環境中作為代幣引用。此外，論文在附件中，舉例LiquidShare等發行數字資產的模型；以及Cosmos、Polkadot、Chainlinky Quant等互操作性解決方案。詳情見鏈接。[2021/4/14 20:18:05]

動態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論文《數字貨幣的興起》:7月1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題為《數字貨幣的興起》（The Rise of Digital Money）的主題論文。作者為Tobias Adrian及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論文摘要提到：該文解釋了穩定幣的好處和風險，并強調了隨著更廣泛地采用穩定幣可能出現的監管問題。論文還強調了與電子貨幣（e-money，論文將其解釋為：以歐元或美元等貨幣計價并與之掛鉤，以電子形式儲存貨幣價值）相關的風險：可能產生新的壟斷，對弱勢貨幣的威脅，對消費者保護和金融穩定的擔憂，以及助長非法活動的風險。[20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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