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黨賺錢”“為黨管錢”——紅色金融的回顧與傳承_本位幣

以史為鏡，啟示未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征程、責任和擔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需要我們從創建共和國的先輩，包括為紅色蘇區創立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紅色金融人身上汲取精神營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優秀的金融文化引領，回望來時的路，看清腳下的路，堅定前行的路。本文就開展黨史學習和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實踐性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紅色金融是上海金融人成長的必修課

紅色金融是指中國共產黨創建以后，針對當時社會矛盾，提出金融政策主張、建立金融組織、開展金融業務、培養金融人才、鞏固根據地建設等經濟活動。縱觀中國革命史，紅色金融伴隨著紅色政權的創立發展，從消滅高利貸出發，“打土豪，籌糧款，發動群眾”，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紅色金融一方面在根據地創立蘇維埃國家銀行，發行貨幣、債券，鼓勵合作社發展，開展實業投資等活動；另一方面在國統區以黨的經費參建銀行，服務社會民生，培養金融干部，以及在官辦銀行開展地下活動，爭取權益，保護資產、配合接管等。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和中共中央早期的辦公地，黨領導下的上海地下金融活動是紅色金融的重要組成。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必須基于歷史真實，全景式梳理、鮮活地體現紅色金融發展的主要歷史脈絡和重大節點、重大決策安排，從中總結原理性、規律性認識。

圖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

從時間線看，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提出“組織農民借貸機關”和實行低息借款的建議；1925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民問題決議案》中強調“限制高利貸盤剝，每月利息最高不超過二分五厘”，第一次提出農村借貸的最高界限；1925年7月，中國農民運動的先驅領導者彭湃在其主持制定的《海豐總農會章程》《廣東農會章程》中，提出便利金融的辦法——“可設立金融機關以利農民”，后成立了海陸豐勞動銀行；1926年12月，在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下，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金融問題決議案》《農民銀行問題決議案》，針對農村金融枯竭、高利貸猖獗等提出設立農民銀行的辦法，以最低利息借款給農民；1927年3月，毛澤東、陳克非、鄧演達在《對農民宣言》中提出，創辦農民自己的金融。1925年至1927年，浙江蕭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瀏陽瀏東平民銀行、湖北黃岡農民協會信用合作社先后成立；1929年，贛西南東固平民銀行成立；1927年到1932年，中央蘇區等8個根據地建立金融機構發行了96種貨幣；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葉坪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章程》規定了銀行的屬性、任務、業務及領導體制；1934年10月，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跟隨紅軍長征，到延安后，從瓦窯堡到保安又于1937年轉移至延安，其名稱先后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陜甘寧邊區銀行”，其間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反封鎖反摩擦反偽幣等經濟斗爭，直至1948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同時發行人民幣作為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本位幣。

EOA賬戶地址 (0xf5bf...) 已將資金轉至Tornado Cash:金色財經消息，據CertiK監測，EOA賬戶地址 (0xf5bf...) 已將資金轉至Tornado Cash。該EOA錢包與LianGo Protocol惡意利用事件有關。目前共有約5300枚BNB（約160萬美元）被轉入Tornado Cash。[2023/2/19 12:16:00]

從專業線看，紅色金融銀行啟動資本如何獲得，貨幣以什么為本位，如何建立貨幣信用，銀行的金庫建在哪里，金庫賬目如何記錄，紙幣如何防偽，如何開展貸款、匯票貼現等業務等，紅色金融的發展布滿了困難充滿了挑戰，考驗著老一輩金融人的智慧和創新。長征途中，流傳著毛澤民遵義城智籌糧款演繹“二換銀元”的精彩一幕。據曹菊如記述，1935年初，紅軍攻下遵義急需補給物資，而紅軍的蘇區紙幣，當地老百姓不認可。毛澤民看到集市上食鹽價格奇高，且掌控在軍閥、不法商賈手中，許多老百姓因缺鹽得了粗脖子病。紅軍攻下遵義立即打擊欺行霸市的軍閥奸商，繳獲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毛澤民決計將食鹽投放市場低價銷售，但規定必須使用蘇幣，可用銀圓1比1兌換蘇幣，紅軍也可以用蘇幣購買物品，“紅軍進城十天全城活躍，極一時之繁榮”。不久部隊轉移，為了不讓老百姓遭受損失，銀行又用銀圓、食鹽等物資換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蘇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完成了紙幣的發行、流通和回收，創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跡。

從故事線看，紅色金融第一股、第一幣、扁擔銀行、馬背銀行、窯洞銀行，首創全軍會計工作制度的高捷成，開辦有獎儲蓄、助學貸款的朱理治，“人民幣”命名者南漢宸，紅色金融開拓者曹菊如等，記載了“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錢袋子”的奮斗故事。第一家紅色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建立時，只有5名干部，到1934年10月長征前，在“四大蘇區”先后建立22家銀行及其分支機構，發行各種面值紙幣、戰爭公債，以及借谷證等100多種金融票證。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100多擔金銀珠寶及貨幣資產隨紅軍抵達陜北吳起鎮時，干部從14人變成8人，扁擔隊只剩下黃金2擔，白銀12擔，珠寶若干，經賬物校對核實，漫漫長征路除正常開支外沒有丟一塊銀元，令后人嘆為觀止。

紅色金融的發展過程，生動傳奇的人物故事，多側面地充分展現了紅色金融的人民性、求是性、創新性的本質特點。作為上海金融人，應將紅色金融的傳承與新時代加強基層黨建相結合、與干部人才培養相結合、與金融文化建設相結合，豐富和充實上海金融業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的內容，從而進一步認識“陸家嘴金融與華爾街金融有什么本質的區別”，牢記金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進一步從近代國際資本轉移軌跡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歷史發展，增強金融從業者的責任擔當；進一步認識紅色金融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和老一輩紅色金融人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樹立新時代金融人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把個人奮斗目標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之中。

Cardano創始人：以太坊質押看起來很像受管制的產品:金色財經報道，Cardano創始人Charles Hoskinson表示，以太坊質押是有問題的。暫時把你的資產交給別人，讓他們獲得回報，看起來很像受管制的產品。另一方面，非監管性的質押就像我們使用了13年的礦池一樣。[2023/2/9 11:56:56]

1939年，“銀聯”開展慈善募捐活動，支援新四軍。圖為“銀聯”成員在募捐大會上演唱的情景

二、紅色金融是上海城市雋永的奮斗印記

上海是20世紀30年代遠東國際金融中心，“1936年上海有國民黨政府的國家銀行、郵匯局18家，華商銀行、保險75家，錢莊80家、外商銀行、外商78家”，是亞太地區金融活動十分活躍的大都市。其中，也不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斗爭和金融活動，在上海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紅色文化是上海的城市底色，紅色金融是其中耀眼的一筆。

上海是紅色金融的斗爭之地。上海是舊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黨領導下的紅色金融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留下了鮮明足跡。在國統區的地下斗爭環境中，中共上海地方組織先后領導建立了“銀聯”、“保聯”和“六聯”等職工運動組織，有效配合了農村根據地中心工作。據時任中共上海金融界委員會書記張承宗在《上海銀聯十三年》代序中所言：上海“銀聯”以“聯絡感情，交流學識，增進服務效能”等方式廣泛團結同仁，1937年在辛泰銀行建立銀錢業第一個黨支部，1939年前后金融系統黨員100人左右，“銀聯”會員由1936年10月成立之初的400人發展至1948年6月的1.5萬人，“銀聯”13年幾乎成了上海銀錢業全行業同人的團體，被中共江蘇省委稱為“黨的白區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爭的一種創造”，也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龔飲冰、冀朝鼎、羅靜宜、灑海秋等接管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其中，龔飲冰是中國銀行第一屆總經理，是中共參與商業銀行經營的第一人。他從事地下秘密工作長達20余年，被原國家主席楊尚昆譽為“無名英雄”。1945年，為進一步深入國統區擴大銀行掩護地下斗爭，龔飲冰將建業銀行上海分行設在上海天津路201號，1946年又將總管理處遷滬，成立服務股進行各項代理和社會服務業務，設立倉庫，促進銀行押放業務，在上海城隍廟等地協助設立三個信用合作社，調劑平民金融。冀朝鼎是中國銀行第一屆副總經理，被稱為黨內“三通”干部、“一人可抵十萬大軍”。1941年，冀朝鼎與陳光甫從美國回國，深得宋子文、孔祥熙信任，曾任孔祥熙秘書和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稽核處處長，并長期居住在孔氏公館，是國民黨政府決策層的主要經濟智囊。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經常接近國民黨要人的機會，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冀朝鼎還擔任了陳光甫為主席的擁有1億美元的平準基金委員會秘書長，為解放區購買醫藥器械，掩護了許多地下黨員。

萊比特礦池創始人江卓爾：比特幣有可能成為價值錨定物的一種:金色財經報道，在由比特大陸聯合金色財經舉辦的《比特幣誕生14周年》主題活動上，萊比特礦池創始人江卓爾表示，比特幣在未來人類文明中可能承擔什么角色，有支持者說比特幣未來可以代替法幣成為通用貨幣，目前來看可能性非常渺茫或者說不可能的，首先政府不可能放棄鑄幣權的，并且比特幣的波動性使其無法成為一種標價貨幣，即使給比特幣很長的時間，比特幣的波動性也不會穩定下來，所以說比特幣無法完全替代法幣的，比特幣有可能成為價值錨定物的一種，比特幣會和黃金、其他的數字貨幣、法幣成為一種混合的貨幣體系，比特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價值壓艙物，自由有多貴，比特幣就有多貴。[2023/1/3 22:23:11]

上世紀膾炙人口的電影《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其主人公張公甫等人物原型均取材自廣大華行發起者盧緒章、楊延修等中共地下黨員的斗爭事跡。1933年，廣大華行誕生于上海天潼路怡如里18號二樓的一個亭子間，盧緒章、田鳴皋、楊延修、張平、鄭棟林等5人合作，集資500元成立廣大華行，盧緒章任總經理。“與魔鬼打交道”是廣大華行的斗爭藝術，盧緒章、楊延修“為黨掌管‘錢袋子’”“與中統頭子合辦制藥廠”“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1946年2月，為將民孚企業公司在昆明籌集的股款轉移到上海，楊延修將900余兩黃金分裝入2個皮箱乘飛機隨身攜帶，飛到上海從機場直接送盧緒章處，并隨即與盧一起送“上海金業交易所”辦理交割手續，保全和升值了這筆重要資金。從1942年到1949年結束業務，廣大華行為上級黨組織提供了大量經費和房產。

上海是紅色金融的創新之地。紅色金融的創新是殘酷的敵強我弱地下斗爭環境中的生存之道、發展之道。一是借力巧取，發展商貿。1946年8月，中共設在上海的華益公司在浙江中路137弄1號5樓開張，老板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華益公司通過在重慶、青島兩地開展貿易獲利頗多，并用賺來的錢購買大量物資運送到解放區，還同山東解放區在上海的經濟實體聯合，從山東運進大量花生油、粉絲、水果等批發給十六鋪地貨行出售，然后買回布匹、藥品等物資運到解放區。當時，山東解放區繳獲了大量美鈔、法幣和黃金。肖林親自出馬，將其裝入盛滿花生油的油桶秘密運到上海，美鈔作為華益公司開展業務活動使用，法幣轉交周公館用作日常開銷，而黃金則全部改鑄成上海通行的十兩金條，交給中共駐上海辦事處。1947年8月，肖林和劉恕、楊廉安看到滬港兩地存在多種貨幣匯率大起大落現象，在套匯問題上只要解決通信問題，就能避免風險賺大錢。肖林和劉恕在港“閉關”半月，精心編制了一套密碼，利用滬港兩地郵政局電報傳遞信息，保障套匯安全運行。上海的“華益”與香港的“華潤”除公開的業務，最大的秘密就是開設地下銀行買賣黃金、美鈔和股票以及套匯。二是斗智斗勇，迂回戰術。1947年，鼎元錢莊在上海金陵東路79號仁泰錢莊的樓上籌建，不久在四川路247號悄然開業。鼎元錢莊是“地下通匯線”的樞紐。1947年，時任蘇皖邊區華中銀行副行長的徐雪寒，根據黨中央命令，拓展上海、臺灣、香港等地商貿活動，陸續投入上萬兩黃金資產籌建一批金融和對外貿易企業，并領導一個采辦物資和運輸的秘密工作機構，即“地下通匯線”。“地下通匯線”連接上海和蘇皖根據地，在高郵、淮陰、揚州、鎮江、上海增設錢莊，所有錢莊直接與鼎元錢莊對接。鼎元錢莊因市場資信良好，連國民黨高官都將自己的私房錢入股、存放，表面上是一個經營票據交還、匯兌的金融機構，可實際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的秘密組織，承擔著為中共賺錢、接送人員、購買戰爭物資等多項職能，既是共產黨在滬資金的“中轉加油站”，也是情報“收集站”，還是人員秘密往來的“交通站”。

距離以太坊合并僅剩1小時 剩余區塊高度259:金色財經報道，據OKLink數據顯示，當前距離以太坊合并僅剩1小時，預計剩余區塊高度259。[2022/9/15 6:58:08]

上海是紅色金融的淬煉之地。舊上海“十里洋場”，多少人紙醉金迷，而紅色金融人兢兢業業，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淬煉自己的黨性和意志。盧緒章、楊延修周旋在腐敗的國民黨官員之間卻依然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清正廉潔。1949年3月，香港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并，上交200萬美元。廣大華行最后一次黨支部會決定：拿出40萬美元退還非黨群眾的股份，黨員負責人的股款和紅利酬勞一律上繳。楊延修將個人在廣大華行的各種資金約10萬美元全部交給了黨。為黨做生意的華益公司肖林、王敏卿夫婦說，我們常把裝著金條的小盒子存放在家，但那都是黨的財產，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們是在為黨掙錢。1949年，華益公司向黨組織上交大量經營結余資金，經上海市市長陳毅批準，肖林只留下當時流通的3塊銀元作為紀念。鼎元錢莊的許振東通過私人關系爭取到了國民黨銀行資金，用于支援解放區，還把錢莊暗中經營的盈利900兩黃金上繳黨組織。1948年，許振東再一次上繳100兩黃金，并把自己的分紅全部上繳用來購買軍鞋、搪瓷碗等物資運往東北戰場。身處國民黨政府高位的冀朝鼎深知在腐敗官場潔身自好會引起懷疑，想出了公開“捧女戲子”的辦法，“張揚”地每天包幾排最好的位子到處送人戲票，其實他與那女演員毫無瓜葛。1963年冀朝鼎病逝，周恩來親自在悼詞中加上“他能出污泥而不染”。

左圖為建業銀行上海分行開業登記的文書，右圖為上海市保險業業余聯誼會的刊物《保聯》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三、紅色金融是現代金融業前行的壓艙石、方向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我們要深化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立足中國實際，走出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紅色金融在革命斗爭中形成和積淀的思想理念、價值取向、精神風貌、工作作風等有著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其承載的紅色文化是實現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支撐和保障。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關鍵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開創金融事業的根脈和靈魂，傳承紅色金融為人民服務的基因，弘揚紅色金融艱苦奮斗的精神，堅定“四個自信”。紅色金融是現代金融業航行的壓艙石、方向標，值得現代金融人身體力行地學習實踐。

認識紅色金融的人民性特征，增強意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金融不僅具有決定貨幣供給、價格、穩定性等社會屬性，而且具有決定階級間的利益分配、影響一個階級經濟力量的階級屬性。紅色金融的人民性是黨的宗旨決定的，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黨領導金融的根本要求。建黨初期，針對當時舊中國分裂現狀，政府金融監管缺位、貨幣發行混亂、債券價值波動極大、農村高利貸盛行的混亂格局，紅色金融的創立發展為統一根據地貨幣，對抗白區金融干擾；擴大財基，維持蘇區軍政運作等作出了一系列努力。紅色金融機構在開展業務中非常注重普惠性，長期堅持實行低利借貸政策，服務產業民生活動，貸款用途只限于生產，純消費用途不借款。其根本宗旨是消滅剝削，發展生產，為民謀利。反之，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金融，軍閥混戰各自為政，貨幣流通受阻，金融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橫征暴斂巧取豪奪的工具，尤其是國民黨發動內戰財政困難，金圓券泛印成災，人民苦不堪言。著名學者溫鐵軍明確指出，美元與人民幣的本質區別是，美元背后的美聯儲代表的是美國各財團資本的利益，人民幣代表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國家信譽，目前為止，中國是世界上僅存的為數不多的由政府直接發行貨幣的國家。美聯儲建立以來，華爾街銀行家操縱著美國的金融、工商業和命脈，資本主義的美國金融是各利益集團逐利的工具。身處上海的現代金融人必須增強意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善于從上看問題，以不斷提高判斷力，堅持紅色金融人民性特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陸家嘴金融”的不二選擇。這也是金融把握新時代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

幣安目前有超過2000個職位空缺:6月14日消息，據《財富》雜志，幣安聯合創始人何一（YiHe）表示，幣安目前有超過2000個職位空缺，包括工程師、產品、營銷到業務發展等崗位。此前，趙長鵬表示，幣安擁有一個“非常健康”的資金儲備，事實上幣安現在正在擴大招聘，此外幣安還在加快并購活動。[2022/6/14 4:26:19]

認識紅色金融的求是性特征，增強責任意識，勇擔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重任。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紅色金融求是性特征與其一脈相承。紅色金融伴隨著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金融與當時經濟體制的探索、實踐、變革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后，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創建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領導的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制度；改革開放以后，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將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擺上重要位置，上海迎來了歷史發展機遇。

首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上海金融人需直面的挑戰和機遇。一是百年未遇之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其破壞力、殺傷力、影響力之大，堪比一場世界大戰，不僅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國際，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國性、多樣性更加突出。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征程。2020年，中國走過了不平凡的一年，取得抗擊新冠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取得糧食連續豐收、農村1億人脫貧、國內生產總值邁上百萬億元新臺階等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形成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其次，面對世界資本轉移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上海金融人勇擔的歷史責任。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當前，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撲面而來，大國科技博弈日趨白熱化，金融科技是未來全球金融競爭的制高點。上海要遵循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發揮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已有優勢，發揚不畏艱難險阻奮發有為的精神，既堅定信念又不狂妄自大，既善學奮進又不東施效顰，堅定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金融發展之路。

認識紅色金融的創新性特征，增強學習意識，提高抓鐵有痕踏石有印的能力水平。紅色金融創新性特征的經典案例不勝枚舉，如蘇幣印刷植入羊毛以防偽；偶獲國統區四聯稅單而建制；遵義“二換銀元”以籌款；延安有獎儲蓄為攬存；打破封鎖建“地下通匯線”等等，紅色金融在殘酷斗爭中創立，在艱難歲月中成長，尤其是身處“十里洋場”卻“出污泥而不染”，展現的是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撓的創新精神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為特征的紅色金融文化。在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史學習教育中，上海金融人更應注重創新實踐，不斷提高自己抓鐵有痕踏石有印的實際工作能力。

圖為四川路拐角處的鼎元錢莊招牌

四、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的宗旨與方法

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作為文化建設，必須強化其精神傳承、文化自信。一是弘揚傳承紅色金融文化，是堅定黨領導下“四個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的題中之義，也是抵制金融領域消極腐敗現象的利器。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做到以史為鑒，學以致用，知行合一，守住底線，創新發展，真正摒棄脫實向虛舍本逐利的西方金融發展模式，推進上海金融的健康發展。二是弘揚傳承紅色金融文化，努力構建新時代金融價值觀。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和挑戰中，充分認識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確立新時代金融價值觀，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恪守誠實守信原則，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始終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始終永葆清正廉潔。三是弘揚傳承紅色金融文化，重在培育強作風硬的金融人才隊伍。金融重要性諸要素中，培育具有堅定信念不忘初心的人才隊伍是第一位的。

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作為方法探索，必須運用“三論”，講求工作實效。一是運用《矛盾論》的分析方法，明確側重點。運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結合實際找到存在的主要矛盾；發揚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而行千里。二是運用《實踐論》的工作方法，找準著力點。運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觀點，勇于實踐不斷總結，鞏固實踐中取得的成果；勇于創新不斷完善，克服因循守舊隨大流、不思進取的懶惰狀態；勇于堅持不斷拓展，堅守初心，在平凡崗位上堅定理想和信念。三是運用《系統論》的原則統籌謀劃，夯實結合點。運用目標性原則、層次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圍繞中心工作，目標明確，職責清晰，注重工作的上下銜接、橫向聯動，工作關系的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推進整體工作的持續發展。

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作為教育載體，必須堅持三個結合強調“三性”。一是紅色金融學術研究與現實教育相結合，梳理和整合現有的資料，提煉、形成自己的觀點，強調針對性。二是紅色金融創建歷史的縱向發展與國際金融資本轉移的橫向比較相結合，認識上海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創業創新創績的緊迫感，強調責任性。三是紅色金融扎實的理論探討與生動活潑的故事相結合，回顧歷史與傳承精神緊密聯系，梳理發掘體現老一輩優秀品質的故事，強調有效性。

綜上所述，在當前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中，上海金融業有必要結合行業實際開展紅色金融“回顧與傳承”的學習研討，挖掘紅色金融斗爭史實，挖掘上海紅色金融資源，融教育于形式多樣的視頻、媒介、文體活動中，明確金融“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堅持金融為民服務，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傳承紅色金融人的精神，在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上越走越強。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

期刊編輯/賈　彥

微信編輯/丁　達

制　　作/丁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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