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現代性與社會治理模式的選擇_比特幣

內容提要：信任是社會構成的前提和基礎，由于它原本具有的自在性，人們一般視其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而不會刻意將其作為一個話題來討論。信任作為熱門話題的興起，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產物。對此，西方學者在現代性視角下提出了多個信任的定義、理論及研究框架。由于“信”在中西方語境中存在明顯的不同表達形式，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對于人與社會的思考方式，如果照搬照抄西方信任定義或理論，會造成在研究中國社會信任時迷失方向。其實，信任的本質是附著性的。其中，關系性、時間性和約束力是理解其內涵的三個要點。而討論社會治理，則要討論信任背后對人性善惡的不同假定，由此帶來因信任(或不信任)所引發的不同社會控制模式。一個國家究竟應該選擇哪個角度開展社會治理，是社會科學研究最為根本的任務之一。

關鍵詞：信任/現代性/風險社會/社會治理

　作者簡介：翟學偉，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本土研究南京210023

一、信任話題為何興起？

信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生而發生的，甚至只要動物有群體生活，它們也有信任的存在，只是其未必自知。信任是人類所表現出的有意而為之的行為。因為人們意識到了，于是人們會有覺悟地借助信任建立起更為活動順暢且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組織。只要人類活動是順暢的，信任就沒有必要作為獨立領域加以關注。

然而，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信任在現代社會才變成了一個熱門的話題？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傳統的或者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中信任的自在性。雖然信任在任何時候都是最重要的，但這不意味著它越重要，我們越需要關注它，因為這層意義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是社會存在的前提。這就好比我買了高層公寓居住，不是說我意識到了我得有梯子才能回家，而是說我決定購買是此房有梯子或者電梯是肯定的，否則這樣的房子沒有人會買。如果梯子不塌或者不停電，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關注梯子或者電梯，直到有一天梯子壞了為止，我才發現梯子對住高層的我是多么的重要。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比喻來說明。例如，人類生活需要空氣，我們在研究生命問題時，我們很少提到空氣。這不是因為空氣不重要，而是它是我們討論人類生活及個人生命的前提。同理，當社會信任存在時，我們不關注反倒是因為它太重要了。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人類社會一開始是將信任當作一種自在物①，但由于它的自在性，我們也就沒想過這會成為一個話題。

那么，為什么信任被學者高度關注了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代化增加了人類社會運行的風險性，也就好比房子成了危房，樓梯成了問題或者空氣被污染了。一種原本的前提成了稀缺物，我們希望找回它。當工業文明引發封閉社會不再封閉，城市化引發社會變遷加快，或者大規模的戰爭爆發導致民不聊生，以及在和平時期基于國家人口政策或基本建設的需要，人們不得不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人們開始出現“不安感”。這種“不安感”會產生一種焦慮情緒，即在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熟悉的賴以維系的方面消失了，卻不知道未來何以穩定地生活，這就產生了信任的需求。人類歷史也充分表明，當一個國度千年不變時，生活于其中的人們一般感受不到不安，而一旦由于外界的沖擊使其生活發生了明顯改變時，就會促使人們產生焦慮情緒，形成對信任的迫切要求。所以說，“不安”是現代化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看，大量的社會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會聚焦于這種不安心理現象背后的原因，信任也由此從不成問題變成了一個需要去討論和研究的問題。

Digital Assets Data首席執行官：主流金融仍然不信任比特幣:金色財經報道，Digital Assets Data首席執行官Mike Alfred表示，在傳統金融服務、資產管理或財富管理垂直領域，許多人仍然對比特幣和生態系統持懷疑態度。Alfred認為，這種懷疑和不信任將成為推動比特幣采用和未來價格上漲的燃料，當這些傳統人士投降時，他們將被客戶和合作伙伴強迫以高得多的價格參與進來。Alfred稱其認為比特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20/9/12]

當然，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既然信任是人類有意識的行為，又有利益的訴求，那么就存在著在信任與不信任之間哪一種方式更容易獲得利益的問題。或許因為信任是基礎，是前提，那么他們之間就有了諸多復雜的、博弈的糾纏關系。但實際情況是如果大家彼此都有信任，其中有一個人施行騙術，那么這個人就是獲益者。因此，一旦信任被人類構成社會運行的基礎，那么有人為了獲益就會在信任中孕育出反面。也就是說，受個人或集團的各種動機、欲望及利益訴求的指引，信任一直是被其反面包圍著的，我們需要識別信和不信。這是很難的事情，盡管人類社會盡了很多努力，但現在沒有太多的有效方法(也許個人征信制度是一種，但也舉步維艱)。由此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失信”“不可信”和“背信棄義”及其多種掩蓋手段等在人類社會自身運行中也是隨處可見的。它時常造成禍亂、影響重大事件，改變集團首領的決策，導致軍事指揮失靈，帶來社會恐慌，引發政府公信力危機等，其具體內容包括懷疑、猜忌、上當、撒謊、隱瞞、欺騙、偽裝、造謠、背叛、使詐、食言等等。因此，我們在關注信任話題時，不光要看到信任的正面，還要看到它的背面。

二、現代性與信任研究的出現

既然信任本是理所當然地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社會當中，其正當性甚至成為人類自身必備的美德，那么現在很遺憾，這些理所應當的前提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了極大的挑戰，成了整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對此，西方學者在提出“現代性”(modernity)這個概念的同時也重視了對信任的研究。現代性是許多社會科學家乃至人文學者概括出的現代社會特征。然而，這個概念本身歧義叢生，導致學者們從、經濟、科技、文化、社會、人格等不同的方面對其進行了各種界定，其所引發的話題也大相徑庭。但不管怎樣，在我看來，現代性可以這樣簡化地加以理解：以工業化為主要標志的社會變遷所引發的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安”，而所謂現代性研究就是尋求一種對“不安”的解決方案。“不安”的發生主要發端于社會在自身變遷過程的斷裂，因為工業化所帶來的現代生活導致人們離開或放棄了他們所熟悉的生活環境，甚至形成了對過去生活的反叛與懷念。

根據西方社會學家對人類從“共同體”向“社會”變遷的大體劃分，那么信任的類型也是從這兩種社會形態中提取出來的，由此發展出諸多關于信任研究的二元對立框架(至少從社會學角度是這樣)，它們有：

傳統與現代

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

熟人信任與一般信任

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

人格信任與系統信任等。

根據這些分析框架，其基本含義是說傳統社會因為相對封閉，人們彼此共享的是一種熟人信任；可現代社會是一個開放社會，生活于市場化、城市化環境之中的人們無法在人際和特殊性中建立信任，于是信任的方式隨之走向了一般信任。特殊信任通常強調對象性，即在決定“究竟信任誰”這一問題時，它的對象是特指的、確定的，但普遍信任并不強調特殊對象，而是在一般性的情景中處理人際關系。舉個例子，就像一個人去商場購物，如果他只認可某一商家、某一品牌的商品，那么他所體現出來的就是特殊信任，反之則是普遍信任。人格信任主要是指對人的品質(如忠誠、老實等)的信任，而系統信任則不同，它并不關心個體品質的差異，而是希望社會本身有一套系統可以將信任建立起來。應該承認，人格信任和系統信任的劃分，對于我們認識中西方社會有比較大的參考價值。例如，歷史上山西票號的東家與伙計之間的關系，并不太強調契約性，往往把對彼此的信任和希望寄托在人品上面。雖然人品也不那么保險，但是他們主要還是借助于特定關系的辦法，比如家庭、親人、地方網絡等來約束不誠信的行為。而一旦人品出現問題怎么辦呢？在傳統社會沒有其他辦法，還是在熟人的、特殊的或者人際的信任中控制對方，比如大多數人會落葉歸根或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但在轉型社會、現代性社會再這樣做就不靈光了，因為外出的人們原本就沒有回來的打算，因此原來的約束機制失靈了。而在西方社會，解決許多背信棄義的問題不是靠人品，而是靠契約關系，他們非常重視通過契約的形式來約束彼此的行為，這就是系統信任。

推特CEO：將致力于贏回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在周四進行的財務報告電話會議上，推特創始人兼CEO Jack Dorsey表示：“上周對推特的每一名員工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一周，我們感到非常糟糕，這次攻擊事件影響了我們所服務的用戶以及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我們明白自己的責任，并將致力于贏回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信任。”（福布斯）[2020/7/24]

對于以上關于信任問題的諸多研究，英國的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做出了較大貢獻。②在他看來，風險和信任是交織在一起的。現代性由于表現為現代與傳統的斷裂，進而人們在其生活的具體場景中的思維、習慣與知識已難以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因此，世界的變化與突發事件使得人們無論行動與否都處在一種風險之中，而人們應對變化與實踐的知識也是“不完全的歸納性知識”。既然今天的人們不是依賴于具體生活環境來取得信任，那么脫離了具體情境的信任就會走向抽象或者符號化的時空中去，即在一種脫域(disembeding)的機制中來建立起社會制度中的信任。脫域的信任包含著兩種機制，一種是象征標志(symbolictokens)，一種是專家系統(expertsystem)。在吉登斯看來，貨幣是一種最為典型的象征標志。在傳統社會里，人們是可以以物換物的，但是當社會發生了流動，人們需要把貨物從一個地方運送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時候，貨幣就變成了一種象征標志：即便交易對方沒有看到貨物，但他知道只要把錢給了對方，對方也是能將貨物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給他的。此時，交易雙方既要相信貨物本身，又要相信運送貨物的人，而貨幣在其中就充當了能夠讓彼此相互信任的象征性媒介。另外，在吉登斯那里，專家系統也是一種脫域的信任機制。具體而言，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人們可以不再需要像傳統社會中那樣依賴熟人，而完全可以通過各類專家(如醫生、建筑設計師等專業人士)構成的信任體系來處理事務，由此而獲得安全感。

三、中西方對信任認識研究的不同

雖然吉登斯等一批學者的研究是富有啟發性的，但一旦將該理論用以解釋中國社會現象時，就出現了許多解決不了的難題。那就是，中國社會雖然日益走向現代化，但還是出現了那么多的假冒偽劣產品和造假欺詐事件。吉登斯所說的專家系統這時也往往失靈，甚至傳統的熟人信任可以使得欺騙者與專家之間達成共謀。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只是現代化的一個階段，以后就好了，我想只要我們沒有尋求到一個社會運行在信任方面的基本特征，很多治理就是無效的。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市場上的不信任不是在減少，而是在更新換代，但市場監管永遠沒到位。更不用說這還不是一個市場問題，它涉及制度、文化、教育、人心等一系列方面。這不能總是說什么法規不健全，體制不完善。這類觀點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們的法規比過去不知道健全完善了多少，我們的“3·15”消費者權益日年年搞，但這方面問題還是很嚴重。而且，我們還應該意識到，法規不斷健全和監管不斷加強的理念本身也是信任危機的一個注腳。一個社會有信任，法規不健全，缺乏監督也能正常運行，反之，則是沒完沒了的健全。所以這恰恰說明，研究中國社會的信任時還有不少問題需要去追問。

“信”字在中國文化中的整體性與西方文化中的局部性，也可以從各自的語言使用上看出其差異。在漢語中，“信”可以延伸出的詞語有：誠信、自信、信心、信念、信仰、信息、信賴、信譽、信任、信托、信貸、信使等。然而，英文中有關“信”的含義則來自不同的詞根。比如belief(信仰)、confidence(信心)、faith(信念)、sincerity(誠信)、honesty(誠實)、trust(信任)、reliability(信賴)、information(信息)、reputation(信譽)、credit(信用)等。這點足以說明有一種類型的社會生活是(被假定為)以“信”字為中心運轉的，正如《管子·樞言》所說：“誠信者，天下之結也。”有另一種社會類型，“信”是被分解到不同的社會方面運轉的。據此，在后者社會中，研究trust(信任)的人不研究credit(信用)；研究credit(信用)的人不研究reliability(信賴)，研究honesty(誠實)的人不研究faith(信念)或belief(信仰)。可見，這樣的社會，“信”被分類了，每個專家只在某個領域里面做他的那么一點研究，而中國只用一個“信”字，就把所有關于“信”的問題全部囊括其中了。

聲音 | Ripple CEO：監管機構與Facebook間的不信任或阻礙加密貨幣領域:Ripple首席執行官Brad Garlinghouse表示，他擔心監管機構會因為與Facebook、扎克伯格和Libra項目存在的挑戰和不信任而阻礙加密貨幣領域，他認為扎克伯格今天在國會的證詞暴露了他的信任赤字。Garlinghouse試圖澄清Facebook的Libra項目提出的概念并不是什么新事物。Garlinghouse還質疑Facebook如何在國會眼中重新站穩腳跟。（dailyhodl.）[2019/10/24]

這就給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帶來一些困難，因為西方社會科學是分門別類的，而當我們采取某種學科時，其實會逼迫我們把原先關于“信”的完整性打散，也跟著研究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是符合西方學科劃分的那一部分。這樣的做法在研究內部看，沒有什么大問題，甚至可以認為這樣更精細、更合理，但我們也應該想到，他們可以這樣劃分是和他們的社會分類相契合的，而我們這樣套用過來是與我們的社會不相契合的。比如，我們想在中國社會研究“信”的危機，那么這里的“信”如何和西方社會科學接軌？請問我們是在研究“誠信”“信任”還是“信用”？我這里不是在挑刺，刻意加深兩邊社會文化的差異，而是這樣的問題已經嚴重發生了。比如，中國人說“誠信危機”，又說“信任危機”，還說“信用危機”，請問我們是在說一種危機，還是說三種危機？我認為中國學者沒有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在各種被分割的學科中去隨意使用這些說法。如果危機的概念都不統一，我們在學術上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混亂的，而且解決起來也是隨意的，打補丁的。這就是整體觀和分類研究的深層問題沒有解決。

當然，這不是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而是需要突破因分類導致的分割現象。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我個人的看法是建立一個“信”的連續統框架，而不是分類框架。這個連續統是由個人、交往、制度與社會結構建立的，也就是從小到大的過渡性的，這既是儒家思想，也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同樣也是儒家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時，我們可以看到我這里給出的連續統是說中國社會運行中的特征不是分開了討論的，而是連成一片來討論的。此時我們再把“信”的不同概念裝進去，那么我們大致可以看到誠信對應于個人方面、信任對應交往方面、信用對應于制度與結構方面。同理，以這一方式再來理解“誠信危機”“信任危機”及“信用危機”，就會發現它們既表達了一個整體觀，也就是“信”的危機，又有一些不同。其中，“誠信危機”更傾向于在說人的誠實性出了問題，人品和道德的意味很重；“信任危機”在說關系和交往上的危機，其內在的指向是說親密性、友誼或者社會網絡沒有傳統那么牢固了；而“信用危機”指向制度設計及其運行方面出了問題，從而反過來也影響到了個人的無所適從、無知或投機等。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上述的討論是符合社會科學的基本要求的，但我們并沒有將其分類或切割，進而保留了在整體觀的前提下也可以將儒家的修齊治平對照為：修身與誠信有關，齊家與信任有關，治國、平天下與信用有關。當然，我們不否認，這里面還有一系列需要我們去處理的復雜問題。

　四、如何理解信任？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與當前的信任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現在的相關研究不但亂，而且非常的碎片化。各個學者各自信奉一個西方定義，然后就按照這個定義做起了研究，從而導致我們回過頭來看，正是因為西方學者的界定五花八門，我們也一樣的五花八門。目前就我看到的對于信任的定義，就有說成信念、信心、態度、信息、理性、預期、利益、美德、合作、承諾，誠實、依賴、情感、聲譽、公信力，甚至賭博的，等等。有這么多非常復雜的定義，結果只能是令人更加困惑。

現場 | 微眾銀行張開翔：區塊鏈解決信任問題和協作問題:金色財經現場報道，4月10日，微眾銀行區塊鏈首席架構師張開翔在“第七屆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現場以“區塊鏈在金融業的應用和開源生態建設”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表示，區塊鏈是最底層、最核心的部分，解決信任問題和協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外圍諸如監管、司法等部分的配合無法形成完善的系統。但是，他也指出，現在區塊鏈的系統已經越來越趨于成熟，基于區塊鏈的應用已經初成規模。[2019/4/10]

從社會學現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國學者關于信任的研究主要有四個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選擇照搬一個西方的定義。這種研究傾向是典型的“拿來主義”，認為西方關于信任的研究已經很圓滿了，不需要我們中國學者再加以界定，直接拿過來解釋中國社會就行了。但這個傾向就會出現我上面提到的問題，對中國社會運行過程的思考碎片化，只研究一個很小的問題，看不到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根本問題。

第二種傾向是不定義，直接使用，默認自己討論的大家都知道。但是這需要有語境，如果我們寫的是新聞報道，有時效性或者鏈接著一個社會或經濟事件，當然可以做這樣的默認，但學術研究的生命力應該更長。假如信任討論的特定語境變了，那么我們就不知道作者為什么會這樣討論信任，因為我們不知道此文是如何理解信任的。

第三種傾向是在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的框架中做數據處理。這些研究在技術和獲取資料上都很規范，但經過一番數據處理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最終就是告訴我們當下中國人或者偏向特殊信任，或者偏向普遍信任；或者鄉村人偏向特殊信任，城市人偏向普遍信任；或者老一輩偏向特殊信任，新一代偏向普遍信任；或者中國人正在從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本來有些數據是很好的，背后有很多內容可以去挖掘。但由于我們照搬的是西方的理論框架，結果選擇了這樣的框架，好的數據也沒有做出好的研究。

第四種傾向是在“差序格局”中討論中國社會信任。這種傾向本來是沒什么問題的，是一種對于中國社會本身所建立的研究視角和框架。我們應當承認，費孝通先生在70多年前提出來的“差序格局”這個概念，的確打破了西方學界關于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的劃分。但可惜的是，在此概念提出了這么多年之后，又衍生出了新的問題。中國經歷了這么多年的城市化、市場化發展歷程，難道中國社會科學就沒有取得一點進步，只能在“差序格局”中開展研究嗎？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學術現象，值得我們去思考。

綜上可見，中國單字“信”的現代轉化，分化了關于誠信、信任、信用、信譽等的不同重點，而這些含義在英語世界里卻是分散在不同領域中加以研究的。那么，我們現在如何可能確定“信任”究竟是什么含義呢？我這里試著談一談自己的理解。我認為不管怎樣，一切關于“信任”的討論都需要匯集于互動雙方所建立的某種關系上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應將西方的信任研究作為理所當然的高超理論加以頂禮膜拜，而完全可以質疑其存在的不足。

以我目前所梳理的相關文獻和中國現實所發生的各種信任問題，我認為，信任也許有自己的含義和本質，我們之所以抓不住它，是因為以信任為前提的社會已經把信任擴散到人類的所有活動中去了。當信任在所有的活動中有所表現后，又發生了它會隨著那個活動自身的變化而變化。商業活動有商業活動的信任特征；社會活動有社會活動的特征；活動有活動的特征；教育活動有教育活動的特征；聲譽維持有聲譽維持的特征；乃至于黑社會的黑道有黑社會的特征。再比如，還有西方學者也想在基本面上劃分信任和依賴的不同。③比如我依賴于他人，是因為那個人給過我承諾，所以他說話要算話。但我依賴我坐的椅子不讓我摔倒，可椅子沒有承諾不讓我摔倒。可見，人的信任有承諾，而依賴可以沒有承諾。這個觀點看起來有道理，但并沒有真正脫離依賴與信任的復雜性。為什么呢？因為椅子的背后有生產商，他要承諾賣給消費者的椅子不能坐坐就垮了。可見，依賴與信任在西方思維中是劃清邊界的，而從連續體來看，還需存在依賴與信任的連接性。這使得依賴問題可以返回到信任問題。

聲音 | 武漢大學崔曉輝：去中心化和加密技術能解決第三方高成本信任問題:據中華農林網消息，武漢大學國際軟件學院院長崔曉輝接受采訪時表示，食品安全區塊鏈應用的總體思路是基于農業大數據的食品安全監管智能化應用技術，形成標準體系，建立智慧監管云平臺，從而實現數據上鏈、共識驗證，建立便于監管審計、溯源防偽的全流程追溯解決方案。采用去中心化和加密技術，能夠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第三方高成本信任機制驗證模式問題。如果用區塊鏈技術打通基因育種、飼料環保、規模養殖、生豬屠宰、食品加工和食品銷售產業鏈全過程，建立豬肉生產全產業鏈管控云，就能共同構建豬肉生產流通全鏈條的食品安全保障平臺。[2019/3/1]

那么信任隨著人事的多樣性，它自己的多樣性也就發生了，包括互聯網上的信任也和現實信任不同，比特幣與現鈔的信任也不同。這就是我們研究信任的難點。怎么解決這個難點，其實就是問我們還能不能把從擴散到其他人類活動中的變化了的信任再收攏回來，找到共同點。我雖不敢斷定不能，但應該說是非常困難。在這困難中，我首先認為信任是附著性的，也就是任何人事中都帶信任，卻難以實現自身含義的獨立完整性。比如說，我在和你說話，說話的背后有沒有可信度是在問“信息是否為真”；我賣東西給你，賣東西這個行為有沒有可信度是在問“商品質量有沒有問題”；抑或你是一個名人，你的這個聲望的背后有沒有人品問題，是道德問題等。那么，附著性強是否就意味著我們已不能對信任開展一個大致方向性的討論嗎？在我看來，給出一個大致的討論方向還是可能的，但這里的關鍵問題不在于我們如何去說清楚信任本身，而是應考慮當它被人類社會前定(設定)后，如何隨其他社會行為特征而特征化。

我們現在能做的不是把它從人類各種行為中剝離出來探討其純粹的含義，而只能確定究竟用什么學科、什么角度、什么框架來言說信任：從信仰上說，從德行上說，從交換上說，從信息上說，從風險上說，從社會資本上說，從約束力上說；是理性主義的，樂觀主義的，還是特殊主義或普遍主義的；是哲學的，經濟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學的，歷史學的，還是人類學的，甚至是國學的，等等，都是可行之路。只要研究者以自身的視角，探索了信任是如何附著且透過各種行為發揮其自身能量的即可。

基于此，我認為，信任是指個體根據其經驗積累，對想依賴的對象所給予的未知的安全性假設、判斷或想象，以保證在不確定的或有風險的環境中，自己的需要、動機與行為依然能夠符合既定預期或達到令自己滿意的結果。為此，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會借助委托、求助或互惠等來實現自己的各種意圖。從社會學角度看，委托、求助或互惠既來自社會(或群體)本身的構成與運行的需要(否則社會便不能成立)，也來自有此需要的單位個人對自身需求的安全性維護。

據此，信任的內涵應該包括以下三個基本特征：(1)關系性。指信任一定具有因交往性或依賴性而發生交換性行為。如果人的生活不需要依賴，沒有相互協作就無所謂信任，而只有自信。(2)時間性。這是指信任總是憑借過去的經驗來預期未來。憑空的預期其實也會發生，但涉及信仰或信念中的“相信”，而信任總是根據過往的歷史足跡、經驗教訓、符號識別與選擇。通常情況下，信任的建立是由積累性中的一致性構成的，也就是說，積累上的不一致性會導致信任度下降、失去或者走向反面。例如，商品市場中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現象，就不存在延時性問題，也就說明交易雙方彼此之間沒有信任。只要延時性概念出現，信任才會出現。(3)約束力。指信任因期待與滿意而內含約束力。其表現形式是要有某種承諾或保證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信任雙方的內在性足以維持，那么就指向了一個人的信仰、道德、人格等；如果這些內在性缺乏，也可以轉為外在性，比如習俗、輿論及法律等。霍布斯對“信任”和“相信”也有所區分，前者指向人，后者包含人及其所說的話的真實性，由此引申出人品的問題。

五、信任與社會治理的關系

關于信任問題，在上文中我們已討論了很多，在此我要把問題的討論聚焦到它與社會治理的關系問題上來。我發現，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那么看重“信”，主要還是從治理出發的。例如《論語》中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孔子在回答國家統治時，認為軍隊、糧食和信任都很重要，但如果要選擇，那么軍隊可以不要，糧食也可以不要，但信不能不要。按我的理解，社會沒有信任就到了社會消失的地步，國將不國，也就沒有治理的問題。所以說，信任是社會存在的根本。這是必須強調的，建立于這樣的起點，我們只能說，不信任行為只是對信任的利用，而且這個利用屢屢得手，往往使得社會陷于混亂，但尚沒有讓社會解體。那么這個時候，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治理方向，一種思路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不解體，我們需要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把社會體系尤其是監管體系筑得更加牢固；另一種思路是讓社會自行修復，產生對欺詐的排斥和發揮社會自身的力量及其教化。以這樣的情形來看，治理的方法和路徑也就有分叉。

這個分叉點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對人性有沒有信心。如果我們相信人性是善的(盡管事實上有不善的)，你也會用善去建立制度；如果我們認為人性是惡的(盡管事實上有善的)，你也會用惡去建立制度。這是我們在研究社會治理問題時看到的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目前，從現在的制度設計來推論，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制度設計走向了后一種，即設計者先把人假定成是壞人。雖然政府也號召講道德，弘揚正氣，但它給出的很多措施恰恰相反，也就是一直認為監管得不夠。這是暗含著對道德沒有信心，認為不再發揮作用。那么既然不發揮作用了，道德呼吁也就失效了，我們都回到監管上來吧。為什么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措施呢？我們再進一步延伸，就又可以發現這里面還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因為如果采取前一種相信人是好人的制度設計，那么個別壞人就總是鉆制度的漏洞，我們不能允許這樣的行為，我們需要把他們一網打盡。那么請問，采用了監管制度后，我們打盡了嗎？還是沒有，我們只能回答好多了。另一種是現在好人越來越少了，只能采取這樣的制度設計。那么，我們研究治理的學者這個時候需要想一想，我們這樣的回答本身在表達什么意思？其實我們是在說政府和治理對象之間處于什么樣的假定性關系狀態(信任或不信任)。如果我們認為人是可信的，那么你在經商、出行、消費、道德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都傾向于以信任的方式加以對待(盡管其中發生了不少問題)；如果我們假定人是不可信的，那就容易催生出特別多的管制型措施。或許不可信的管理模式的確如我們回答的那樣，情況好多了。但就這樣的管理模式，如果給出一個評價，那我認為：作為社會基礎的信任不斷在萎縮，這個社會的民眾把希望不是寄托于信任，而是寄托于監管。反之，如果一個社會的民眾建立于信任之上，那么監管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治理的重點只集中于失信和欺詐的人事，而給予廣大民眾以信任。

當然，我可能會不得已地說，雖然社會治理想考慮到相信大多數，但其前提是那是一個較為傳統的社會。當一個社會的流動性很低，人們彼此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相互之間知根知底，社會的信任度就會提升；而當一個社會的流動性很高，比如在外來人口多的地方或者人口流動性較大的城市，人們就需要依賴許多制度性、系統性的管理機制來控制社會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下中國由于進入了加速市場化、城市化的流動社會階段，這讓我們在客觀上越來越需要靠外在的管控措施，而不是單靠人與人之間的熟悉程度來治理社會。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變化，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依此邏輯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的社會可以夜不閉戶，盡管也會發生一些失竊的問題，但人們仍然會認為即便夜不閉戶，這個社會也基本上是安全的。但如果每一個生活于城市的居民都需要依靠各種防盜門窗獲得安全感，此時的安全感就不是從人身上，而是從嚴密的防護措施獲得的。上述兩種不同的社會環境就會發生對人性的假定的差異。但我想說的是，的確現代社會及其流動性使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增加，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生活于更加幸福美好的環境之中是不會改變的，如果日常生活秩序的形成源自很強的外控性，即便我們感到很安全，而所得到的幸福感也將是十分有限的。

顯然，究竟是靠國家的力量來維持和監管社會空間，還是讓社會在自身運行中產生人與人、組織與組織的彼此信任，并形成某種力量來相信制度背后之善，以實現人民的福祉，是社會科學研究最為根本的任務之一。

注釋：

①翟學偉.信任的本質及其文化.社會，2014(01)：1-26.

②具體可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③Hawley,K.,Trust:AVeryShortIntrod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4-5.

本文來源：中國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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