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央行數字貨幣最可能的突破點是什么？_數字貨幣

王永利：作者系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數字貨幣一本賬”或是央行數字貨幣最可能實現且最有價值的模式突破。那樣，央行才能全方位全流程監控全部數字貨幣，又不影響金融體系的基本穩定。

2009年初比特幣問世后，迄今為止非國家主權（法定）貨幣的各類民間“數字貨幣”層出不窮，它給國家主權貨幣帶來很大壓力，也促使不少國家中央銀行欲研究和推出”法定數字貨幣”。其中，中國央行設計的數字貨幣（DCEP）已進入實測階段。

不過，網絡內生加密“數字貨幣”，屬于“去中心”、超主權的，與央行主導的主權（法定）貨幣在邏輯上就存在天然矛盾；而且一個國家同時運行兩套“法定貨幣”體系，也違反“一國主權（法定）貨幣是以該國主權范圍內、法律可以保護的可交易社會財富作為支撐”的基本邏輯，難以保持一國“貨幣總量”與該國“財富規模”相對應的基本要求，很容易造成貨幣體系的混亂甚至崩潰，是行不通的。

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缺乏主權貨幣的國家將加密貨幣作為法幣是自尋死路: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一些缺乏主權貨幣的國家對貨幣缺乏最基本的認知，以比特幣等完全去中心化的數字加密資產作為法定貨幣，必將因其本身價格大起大落而嚴重擾亂經濟社會運行，國家沒有任何調控手段，只能是自尋死路。（澎湃新聞）[2021/6/10 23:26:56]

這就迫使中央銀行必須跳出比特幣一類“去中心”化純粹網絡內生數字貨幣的模式，堅守信用貨幣或主權（法定）貨幣的本質與基本邏輯。

其中，在推動新型央行數字貨幣時，必須明確的問題是：央行能否直接面向社會主體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辦理具體業務的收付清算？是否會對現有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巨大沖擊并威脅到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

聲音 | 王永利：Libra很難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今日，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在微信公眾號發文《 Libra很難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文章表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做法本身就帶來更大的挑戰：一是一籃子貨幣的構成與管理難度很大。二是其吸引力存在不確定性。三是面臨很大的金融監管風險。四是難以擺脫法定貨幣成為真正的超主權世界貨幣。綜上，Libra盡管與一籃子法幣掛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作為法定貨幣的代幣性質，但根本上仍然只是法定貨幣的代幣，難以成為真正的超主權世界貨幣，而且這種做法還大大擴大了其設計難度與運行挑戰，其真正落地運行的可能性和實際效果并不一定比只與單一法幣掛鉤的穩定幣，或者直接使用法定貨幣更好。[2019/7/6]

所以，即使技術上可以做到將央行數字貨幣系統直接面向全社會開放（開源），由央行直接辦理所有的數字貨幣存貸款和收付清算等業務，但由于這樣做容易對現有貨幣與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存在極大風險，很難實行。

聲音 | 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法幣數字化是必然方向 比特幣只是商圈幣:據PANews消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國際期貨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王永利認為，法幣的數字化是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我國央行推行的法幣數字化是法定貨幣的數字貨和智能化，簡單來說其目標是替代M0；比特幣這類的網絡數字貨幣，最后的定位就是一個網絡的社區幣或者是商圈幣。它的價值取決于這個網絡社區的覆蓋面、滲透率、活躍度，取決于商圈的價值。幣的價值，決定于商圈的價值，而不是商圈的價值決定幣的價值。王永利建議現在的從業者“要想一切辦法把你的區塊鏈應用到現實世界里面，真正能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使它有了廣泛的應用，有活躍度的話，幣才真正有價值。”[2019/1/7]

由此，本著積極穩妥、趨利避害的原則，央行數字貨幣創新方案可能的選擇或是：

中國國際期貨公司總裁王永利：為什么虛擬貨幣會引發危機:中國國際期貨公司總裁王永利在其發表的文章'為什么虛擬貨幣會引發危機'中表示：“重視金融而忽略貨幣，注重貨幣金融的應用和熱點問題的解析與應對，而忽略貨幣演變的真相、貨幣金融的邏輯，盲目追求金融發展和獲利而過度脫離甚至損害實體經濟，在推動金融加快發展的同時也在積累越來越嚴重的危機隱患，直至引發全球性金融大危機和經濟大衰退。因此，重新探索貨幣的奧秘，有效掌控金融的魔力，準確把握貨幣金融的邏輯與規律，嚴控金融風險底線，發揮好貨幣金融的積極作用，控制其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對全人類的和諧與發展都是非常必要的。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入口，就是準確把握記賬清算及其對貨幣金融的深刻影響。”[2018/2/27]

央行數字貨幣平臺面向社會開放（開源），所有的社會主體（包括金融機構）直接在央行數字貨幣平臺開立“唯一基礎賬戶”，這成為數字貨幣所有者最統一最基礎最重要的備查賬戶，需要做到實名制，逐筆登記每一筆收付金額并保持賬戶適時余額，但賬戶余額僅為備查數據，不予計息的；社會主體可以同時在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開立“業務專用賬戶”，專門記錄戶主開辦具體業務時引發的權利義務變化及其結果。該賬戶與其在央行的基礎賬戶保持勾連，在實名制上可以有所放松；社會主體發生數字貨幣收付時，相關信息需要同時傳送央行與業務相關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賬務處理，相關賬戶處理結果要反饋給戶主，以保護戶主利益；央行與經辦業務的金融機構也要逐筆調整往來關系，保持賬務處理上的收支平衡。

這樣，就在央行形成了“數字貨幣一本賬”，央行就可以實時掌控所有數字貨幣逐筆的收付情況及數字貨幣具體的分布情況，但央行并不辦理具體業務；真實的存貸款業務仍由商業銀行經辦，但其只能了解與自己經辦業務相關的信息，不能了解業務交易對手方的情況；央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戶主之間可以分布式記賬并相互核對。由此，可以實現央行對數字貨幣收付流通全方位、全流程的嚴密監控，增強數字貨幣反洗錢、反恐怖輸送、反商業賄賂與偷稅漏稅的力度，又可以在央行之外實現有限匿名，適度保護商業秘密與個人隱私，不會對現有貨幣金融體系產生巨大沖擊。

這就是央行數字貨幣最可能實現，又最具變革價值的模式突破。

如此，央行數字貨幣的收付清算模式將與現有電子貨幣收付清算模式發生深刻變化。

當然，這對數字貨幣的載體以及每一筆業務的信息多重傳送提出了更高要求，對央行數字貨幣開源系統以及信息接受、賬務處理、數據核對、數據存儲與安全管理等提出了極高要求。

中國央行要推行的數字貨幣DCEP，主要是替代M0，并采用現有的“央行-商業銀行-社會主體”的“雙層運行體系”，但并未披露DCEP的具體模式和運行細節。其實，數字貨幣可能只是從替代M0開始，但不應僅局限于M0，而應盡可能替代所有貨幣，最大程度地發揮數字貨幣的功能與價值。否則，其實際價值或投入產出效果就可能存在問題。

無論如何，央行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表現形態的數字化與運行方式的智能化，要納入法定貨幣總量統一管理。正因為央行數字貨幣仍屬于國家統一的主權（法定）貨幣，所以，數字貨幣的國際化與國際競爭力，依然取決于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取決于該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的國際競爭力，并不是誰先推出數字貨幣，誰就能主導世界數字貨幣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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