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一個文明能走多遠的，是看待世界的認知模式_WTO

文：包剛升

我是一位學者，但今天我想探討的主題是認知模式，或者叫思維模式。一個人的思維模式非常重要，一個組織的思維模式非常重要，一個社會的思維模式同樣非常重要。

▌中國古人的認知模式

先來看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于孔子的。《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問：“敢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季路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

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我們連生都沒搞清楚，怎么能搞清楚死呢？孔子不太關注死亡，他更多闡發的是一種關于現世秩序的哲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儒家哲學的特點。

但如果不能回答死亡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回答人生的終極意義，死亡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有深刻的人生哲學都要回答何謂死亡。

耶魯大學有一門哲學網絡公開課，就叫“死亡”。實際上，我們每個人每一天、甚至每時每刻都在通向死亡、當一種哲學把死亡這個問題屏蔽掉，會帶來了許多問題。

第二個故事出自《列子》，叫做杞人憂天。古代杞國有個人總擔心日月星辰會不會掉下來，同時代的人非常不理解他，甚至還嘲笑他。從根本上講，何謂天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本體論問題，是宇宙學、天文學和地球學的起點。

但在《列子》一書中，同時代的人普遍地嘲諷這樣一位憂天的杞人。而我恰恰認為，這位憂天的杞人是前秦時期最具宇宙觀的古人，但他卻被視為不可理喻。在那個時代，中國古人把天地這個問題取消掉了，或許是中國科學的很大損失。

第三個故事跟唐太宗有關。在《貞觀政要》中，魏征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以為然。當然，它更早的文本出自《荀子》。

唐太宗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好皇帝，他說：“王者以天下為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他把君民關系視為舟水關系，得到的結論就是應該做個好君主，統治應該考慮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換言之，舟水關系喚醒的是唐太宗作為君主的統治自覺。

但問題是，君主的統治自覺是一個概率問題。中國的歷朝歷代，會出現若干很有統治自覺的君主，又會出現若干沒有統治自覺的君主，但無論是唐太宗，還是中國思想家與歷史學家的認識都止步于此。

以色列央行：尚未就發行CBDC做出決定:金色財經報道，以色列央行正在監測各種情況，包括穩定幣的廣泛采用，以色列央行表示這可能會影響發行數字謝克爾 (SHAKED) 的決定。以色列央行在一份報告中明確表示，監管機構尚未就發行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做出決定。這份21頁的文件概述了各種情況，指出盡管世界上90%的中央銀行都在研究CBDC，但只有少數銀行已經推進到發行的地步。[2023/4/18 14:11:02]

他們沒有繼續往下分析，沒有追問：既然統治自覺是一個概率問題，那么接下來應該怎么辦？結果，就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治亂興衰。出現好皇帝，王朝更能實現善治；反之，王朝則趨向衰敗。

如果進行中西比較，歐洲同時代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等都比較過不同的政體類型，比較過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優點與缺陷。這也是思維和認知的重大差異。

中華民族歷史上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民族，但是我們的老祖宗們在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上存在著某種重要的缺陷。

我們剛剛只是討論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故事，老祖宗們不嚴肅思考死亡問題，我們的人生哲學是欠缺的；第二個故事，老祖宗們不認真思考天地問題，我們的科學精神是欠缺的；第三個故事，老祖宗們不思考比載舟覆舟更深層的統治問題，不思考什么樣的秩序真正可以實現良善與持久，我們的學是欠缺的。

這樣一類的思維模式長久地影響著中國的思想家和中國的歷史。從漢朝的司馬遷、賈誼，再到后來的柳宗元、韓愈、朱熹、王陽明，甚至是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的思想不可謂不精深，但他們往往還是受著某種特定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的束縛。

▌“盒子”內外與井底思維

西方有一個有趣的概念，叫做thinkinthebox，還是thinkoutofthebox，“在盒子里面思考”，還是“在盒子外面思考”。其實，這跟中國的兩個成語非常像，坐井觀天和井底之蛙。

中國所說的“井”，就相當于西方人所說的“盒子”。“在盒子里面思考”就是“坐在井底思考”，只能看到盒子里面的東西，或者只能看到井里和井口的東西。

認知模式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觀念。而每個人的認知模式，就是每個人自己的那口井，我們通常就是坐在認知模式這口井里思考問題的。

美國證交會將NYDIG比特幣ETF的決定推遲至3月16日:1月5日消息，美國證交會將NYDIG比特幣ETF的決定推遲至3月16日。（金十）[2022/1/5 8:25:46]

▌認知模式轉換與中國改革開放

接下來要講幾則更現代的故事。

第四個故事跟深圳羅芳村有關。這張圖片里有一道圍墻，左邊是香港，右邊是深圳，右邊深圳的村子叫羅芳村，圖片大約拍攝于1979年。那時的羅芳村跟當時中國很多落后的地方差不多。故事中的人物非常重要，他是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吳南生。

1979年到1980年前后，由于緊挨香港，羅芳村出現了大規模的偷渡現象，偷渡到香港去打工。當時圍墻以內，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大約是134元人民幣；圍墻以外的香港，偷渡者在香港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居住地，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人民幣。如果你是當時的決策者，你會怎么思考問題？

這里有兩種認知模式，第一種強調，需要強化邊境管理，打擊偷渡，大陸不能像香港那樣搞資本主義經濟。但以吳南生為代表的改革派干部還有另一種預設，怎么才能讓人掙錢，如何正視圍墻兩邊的發展差距？

所以，人想流出去，其實可以理解，因為兩邊的發展差距實在太大了。但人流出去又是非法的，而且并不能幫助大陸的發展。所以，以吳南生為代表的改革派干部轉變了認知，他們開始想如何讓錢“流進來”的問題，即如何鼓勵港資來大陸投資。

從預設A“如何限制人流出去”轉到了預設B“如何鼓勵錢流進來”，是認知模式的重大改變。可以說，這里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之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羅芳村

與之相關的一個案例是，1979年鄧小平在接見外國友人時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并非資本主義的專利。今天，很多人聽到這句話會覺得很普通，但如果回到40年前，這種認知模式的改變徹底顛覆了當時的主流觀念。

透過羅芳村的故事可以看到，同樣面對偷渡現象，基于不同的預設會得到不同的結論，從而會引發不同的政策，最后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第五個故事也跟中國改革開放有關。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跟李光耀探討：中國必須要打開國門才有發展機會，但問題是怎樣搞開放呢？

當時，中國的對外關系存在著一種認知模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是要讓革命走出去，亦即輸出革命思維。而另一種認知模式是，作為一個落后的國家，中國能否讓原材料和商品走出去，讓資本、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走進來。

楊笑：決定挖礦是否盈利的三個核心要素：幣價、算力、電費:6月28日下午3點，中幣“新基建，新機遇”暨七周年云峰會論壇二順利在中幣APP熱聊群展開。

在談到比特幣減半對礦商的影響時，熊貓礦機聯合創始人楊笑表示：“挖礦本身是軍備競賽，無論是在礦工之間還是廠商之間都是在進行軍備競賽。從廠商視角看，未來的機器更新迭代不會那么快，所以如果站在下個四年減半周期的起點，進行新一代的礦機投資，你的機器大概率可以穩穩當當地運行四年不被淘汰。”[2020/6/28]

李光耀說，中國要想贏得周邊國家與外資的信任，首先要停止“文革”時期在周邊國家“輸出革命”的做法。鄧小平采納了這一建議，從而實現了中國外交思維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換。這對中國后來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家變成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初步的現代化國家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第六個故事跟中國與WTO有關。2000年左右，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加入WTO，國內其實有一場論戰。當時也有兩種不同的認知模式，一種認知模式認為，中國加入WTO，一些承諾條款可能會導致民族產業的垮塌，可能會造成外資控制中國經濟的局面。

另一種認知模式認為，中國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才能搭上全球化快車，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企業競爭力提高。

20年后回望歷史，大家都認為預設B才是對的，但回到當年，可能更多人認為預設A更正確，或者至少是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正是不同的認知模式，或者說不同的預設，改變了我們對很多重大問題的看法，也改變了中國的政策選擇，進而推動了歷史的進程。

▌比事實更重要的，是人們對事實的認知

我今天講的六個故事，人們不只是觀點不同，而是說這些觀點的背后有著一套截然不同的認知模式。或者說，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方法和視角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到底是怎么思考問題的？很多時候，我們甚至會對同樣的事物有著很不一樣的理解，這是為什么？

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時的一系列假定或預設。

進一步說，這些假定或預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到底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比如孔子，他對死亡問題不感興趣，他只對現世問題感興趣。孔子對問題是有選擇性的。

換言之，人們通常只對那些自己能看到的、能識別的、認為重要的問題感興趣。所以，看起來面對同樣的問題，但人們重視的從來都是那一部分自己重視的問題。

動態 | 調查報告：群體心理學是決定BTC價格的主要因素:在Data Trek Research進行的一項針對金融專家的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最近數字貨幣市場的發展與被稱為“群體心理學”的現象相關， 并認為“群體心理學”是決定數字貨幣價格的主要因素。據了解，群體心理學（group psychology）是以處于一定社會環境條件下的群體心理現象及其規律作為研究對象，包括群體概念的界定、群體分類、群體規范、群體凝聚力、從眾行為、群體與其成員的相互作用、領導與權力等內容。[2018/7/28]

這意味著，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決定了我們對事實的選擇性。我們并不會對所有事實“平均分配”自己的興趣，而通常更關注一部分事實，并認為它們比另一部分事實更重要。

比如，在中國加入WTO這個問題上，很多持反對意見者更關注的是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把個別產業“沖垮”了；而很多持支持意見者會看到另外的事實，比如長三角或珠三角的許多企業走出國門，產品行銷全世界。所以，人們對事實本身也是有選擇性的。

表面上看，似乎大家看問題都很客觀，都是從發現問題，到搜集事實，到邏輯推理，再得出結論，進而決定相應的政策。但實際上，每個人背后都有一個龐大的知識網絡，這個龐大的知識網絡決定了每個人實際的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而這決定了每個人認識重大問題上的一系列假定或預設。

這又進一步決定每個人關注什么樣的問題和關注什么樣的事實。所以，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就像一個人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它決定了你看到什么樣的問題，重視什么樣的事實，得到什么樣的結論，采取什么樣的政策。

這里的討論，還能幫助我們理解許多常見問題。比如，無論是美國大選、疫情處置、英國脫歐，還是中美關系，人們時常互相爭論卻很少達成共識。這是為什么呢？關鍵的分歧不在于推理的邏輯過程，而在于推理之前的一系列假定或預設。而這是由我們不同的認知模式或思維模式決定的。

▌同樣的政策議題，不同的認知模式

有了這樣的理解框架，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很多重大問題，能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

接下來要討論第七個故事，是我們最近幾年非常熟悉的所謂卡脖子產品或技術問題。這要么涉及到芯片等高精尖技術領域，要么涉及到能源與糧食等必需品領域。

在這個領域，我發現，人們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模式。第一種認知模式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會跟掌握這些關鍵產品或技術的國家處于沖突或敵對狀態，而它們會以這些卡脖子產品或技術來要挾中國。

動態 | Zcash決定不優先考慮抵制ASIC挖礦:據coindesk報道，根據Zcash基金會管理小組的結果，zcash社區的成員已經投票決定不優先考慮抵制ASIC挖礦。在周四舉行的蒙特利爾Zcon0會議上，有關“優先考慮抵制ASIC挖礦并阻止使用ASIC挖礦設備以支持挖礦”的投票上，共19票贊成，45票反對。[2018/6/29]

有了這樣的預設后，我們會看到什么樣的事實呢？我們會看到一系列的選擇性事實，比如，關注中國和其他主要國家潛在的沖突點，關注中國在關鍵產品或技術上的自給率，關注歷史上或其他國家受制裁的案例。實際上，正是我們的預設決定了我們所看到的“事實”。

基于這樣的邏輯，它導致的政策選項自然是提高關鍵產品或技術的自給率，或者至少尋求其他的替代性解決方案。

具體來說，我們首先要列出一個清單，哪些屬于卡脖子產品或技術，然后針對每一項提出改進措施，比如自主研發和提高技術能力，改變產業結構和布局，擴大種植面積等，目的是想辦法來提高這些關鍵產品或技術上的自給率。

這樣做的好處我們都知道，但這樣的做法會導致哪些問題呢？一個是“可得性”問題。有些高技術產品需要長時間投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我們在探索自主研發的同時，別人還在進步，相互間的差距未必會縮小。這就是可得性問題。

另一個是成本問題。有些領域我們能做到提高自給率，但成本非常高。第三個問題是他國的對等政策。本來，有的國家生產小麥，有的國家生產皮鞋，有的國家生產紅酒，各國內部實現專業化，外部通過貿易獲利，彼此都受益。

但如果紅酒生產國擔心別國不賣小麥給它，或者買不到皮鞋，它就考慮生產紅酒的同時還自己生產小麥和皮鞋。這不僅成本高，而且會引發別國的擔憂：你為什么要擺脫對我們的依賴呢？結果會不會是我們單方面依賴你呢？這樣的話，我們也要擺脫對你的各種產品和技術的依賴。這種對等政策搞下來，估計大家都會受損。

此外，這種做法還會導致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全球互賴格局中，如果單方面采用這種做法，是否會主動創造了一種“1+N”的格局，進而導致“1對N”的不利局面呢？

如果中國單方面擔心關鍵產品或技術被別國卡了脖子，然后自己單方面搞自主開發和自給率提升，但如果別的國家互相之間并沒有采取類似的政策或做法，就會變成這樣的結果：中國變成了“1”，而其他國家是“N”，其他國家仍然是共享的技術、產品與資源的互賴網絡。

這顯然就會導致一種不利的局面。問題是，這個難題怎么解套呢？

另一種認知模式認為，在深度全球化和彼此互賴的時代，中國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跟掌握這些關鍵技術或產品的國家處于沖突或敵對狀態。這必須成為一條根本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看到相反的選擇性事實。

比如，幾乎沒有國家能夠完全實現所有關鍵產品或技術的自給，因為深度全球化就意味著全球分工與互賴格局。而如果一定要列卡脖子技術或產品的清單，這個清單只會越列越長。

再比如，即便中國能夠實現所有關鍵產品或技術的自給，成本和效率上的損失也是難以想象。又比如，在國際關系上，中國基于互利互惠原則可以跟主要國家保持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至少能夠避免重大沖突。

正是這種不同的認識模式讓我們看到不同的選擇性事實，從而導向不同的政策：中國需要在內政和外交上作出調整，關鍵是要跟其他主要國家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

當然，必須承認，這種認知模式也會導致一個潛在的嚴重問題，那就是：萬一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發生嚴重沖突，那又該怎么辦呢？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國不掌握大量的關鍵產品或技術，那么中國就會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面。

所以，這里并沒有完美的選項，兩種認知模式各有各的問題，都有其對應的收益和風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究竟哪一種預設、哪一種政策和哪一種前景，是中國更需要的？

社會政策領域也有類似的問題，不同的認知模式會帶給我們完全不同的政策選擇。

我要講的第八個故事跟戶籍制度有關。

一種認知模式認為，戶籍是一種本地化的權利，新增戶籍人口將大大增加教育、醫療、養老以及其他公共設施方面的壓力，城市將不堪重負。

在這樣的預設下，人們看到的更多事實，往往是大量新增戶籍人口帶來的問題，以及尚不擁有戶籍的外來流動人口帶來的問題。在政策上，它自然就導向相對更緊縮的戶籍政策。

但另一種認知模式認為，戶籍是一種基本權利，便利的戶籍政策將極大降低社會成本，新增戶籍人口將帶來大量的新增資金和人才，其創造的財富足以彌補公共設施的成本，一個城市將會因為新增戶籍人口而變得更加繁榮。在這樣的預設下，人們看到的事實與采取的政策自然就完全不同。

有人把流動人口視為一種負債，但有人把流動人口視為一種資產；有人把流動人口視為一個問題，但有人把流動人口視為一個機會。

跟戶籍人口相類似的問題，還包括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一種認知模式認為，城市規模過大將不堪重負，人口應該在大、中、小城市之間合理分配，城市化應該有序推進。

但另一種認知模式認為認為，超大規模城市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人口會根據效率原則自行決定流向，只要管理得當，大規模的人口聚集優勢完全可以彌補由此帶來的成本。

這兩種不同的認知模式，也會決定我們在大城市人口聚集這個問題上看到哪些事實和采取何種政策。

▌有效改變認知的原則與方法

卡爾·馬克思曾經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改變世界，實際上需要從改變認知開始。

如果歷史回到1980年，如果你是深圳的主政者，當你看到不斷有人偷渡到香港，你會不會有新的認知，進而采用不同的政策呢？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在當時卻需要突破既有認知模式的巨大勇氣。

而困難在于，人們往往很難擺脫舊的認知模式。盡管難度很大，但并非沒有可能。

基于前面的相關討論和八個故事，我最后想給大家貢獻一套有效改變認知的原則與方法：

第一，重新定義問題。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我們每天面臨的問題，是一個真問題嗎？很多時候，人們花大量精力來處理“假問題”。又有很多時候，人們關注的問題其實不過是另一更實質問題的表面癥狀。

第二，重新界定假定或預設。當我們現在思考或分析一個問題時，現有的預設是什么？有沒有其他預設，甚至是相反的預設？

第三，重新發掘事實。我們現在看到的關鍵事實是什么？這是全部的關鍵事實嗎？有沒有其他事實，甚至是相反的事實？

第四，重新思考結論。經過這樣的思考，我們會不會得到另一種結論？

第五，重新反思政策。基于上述反思，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可能的政策？

第六，重新規劃未來。由此，我們或許還能規劃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每個人、每個組織，甚至整個社會都可以列出一個關鍵事務清單。在這樣一個清單中，我們可以這樣問自己，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定義問題，重新界定我們的假設，重新發掘新的事實，重新思考我們過去的結論，重新反思既有的政策，進而重新規劃一種新的未來？

我希望，新的一年，不僅是時間意義上的，而更是認知意義上的。改變認知，我們才能更好地重新出發。

認知能力，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別。一個人無法取得認知能力以外的成功，也無法過上認知能力以外的生活。認知的邊界，就是人生的邊界。

意識到自己認知的局限，并主動打破圈層，是改變認知的開始。不想陷于固有的認知模式，就不能給自己設限，要不斷學習新的學科知識，掌握新的概念。每一種學科都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都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

為此，我們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兩大門類共13個領域，精選了多部各學科的通識著作，可幫助有需求的朋友，通過系統閱讀，掌握這些最稀缺的“常識”。

尤其是奠定了人類三大知識體系——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基本常識，已濃縮得不能再濃縮——幾乎每一個學科，都有一本代表作，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通過系統的閱讀，掌握各個學科的重要常識、底層思維，打破認知邊界，這足以抵得上書海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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