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人民幣國際化宜穩不宜快_比特幣

原文首發于《聯合早報》

作者：白士泮

最近，由于中國積極推動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和測試，明顯領先全球。加上目前正值疫情期間，美國再次執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引發美元貶值，通脹預期高漲，還有造成熱錢沖擊和擾亂新興市場。一時之間，輿論界把數字人民幣的積極推展與人民幣國際化密切掛起鉤來，認為中國想盡快以人民幣替代美元，成為國際交易與儲備貨幣。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億萬富翁達里奧近日在接受CNBC采訪時也表示：?“未來幾年人民幣的作用可能會大得多，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速度將快于大多數人的預期。”

數字貨幣的出現的確能在技術層面上助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要成為國際交易與儲備貨幣，更需要國內和國際多方面的條件配合。筆者之前在早報發文，中國雖然基本上具備了經濟條件，但金融和國際條件還沒有成熟。

觀點：在FATF審查之前，加密合規性太慢:貿易集團全球數字金融咨詢委員會主席馬爾科姆·賴特（Malcolm Wright）在星期四的2021年共識講話中對即將進行的審查感到悲觀。他說，“每個國家都在做自己的事，這實際上使我們很難遵守法規。”注：設立反洗錢措施標準的政府間機構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將于下個月舉行全體會議。議程上正在評估的是，FATF的39個成員（37個司法管轄區和兩個地區組織）在采納其監管加密貨幣的建議方面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其中包括有爭議的“旅行規則”，要求企業共享客戶信息。預計不久后將有一份最終指導文件。（CoinDesk）[2021/5/28 22:51:23]

一來，中國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的建設與茁壯是必要的金融條件。只有具備監管到位治理完善的成熟金融系統和有相當規模資本市場，才能提供境外人民幣良好的投資渠道以便長期穩健保值增值，增加人民幣的吸引力；

觀點：安全是DeFi持續增長的最大挑戰:區塊鏈安全公司Quantstamp的創始人Richard Ma表示，DeFi有可能改變我們的金融生態系統，但安全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稱，安全對DeFi的發展至關重要。僅今年一年，DeFi項目就有價值2600萬美元的資金被盜。雖然DeFi項目承諾金融包容、提高利率、降低成本，但許多項目在安全方面仍然缺乏，用戶資金存在嚴重漏洞。（Coindesk）[2020/7/9]

二來，中國近期才開始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國際化。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境內外資本的相互流通逐漸加強,使得中國金融部門更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調整、國際利率和匯率的變動,都有可能造成大規模的資本流入流出,加大國內市場的波動性,影響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因此，完善跨境資本管理政策工具，健全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體系，應對金融市場震蕩乃至金融危機的機制建設與經驗累積，如提升風險監測手段，防范熱錢大進大出帶來擾動，管控國際金融風險溢出效應等方面迫切需要加強；

觀點：委內瑞拉總統提取黃金遭英國拒絕，若使用比特幣可避免類似情況:當地時間7月2日，英國高等法院作出裁決稱，英國承認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為委內瑞拉總統，而不是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因此馬杜羅無權取出委內瑞拉存放在英格蘭銀行（英國央行）的10億美元（8.2億英鎊）黃金。此前，馬杜羅要求提取黃金來幫助資金匱乏的委內瑞拉抗擊新冠疫情。

Cointelegraph文章稱，作為一項自主的數字資產，比特幣不受集中式控制。如果馬杜羅將這筆錢存在比特幣中，他可能仍然可以獲得這些資金。（Cointelegraph）[2020/7/3]

三來，一個主權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是需要“你情我愿”的國際合作，不是中國單方說了算話。中國因此需要在國際外交場合做更多工作，爭取更多國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持與認可，比如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金融，社會的體制與治理，乃至法律與司法的制定與運作等有一定的了解與尊敬。習近平主席最近強調國際傳播能力，講好中國故事，以幫助國際社會認識中國共產黨，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這方面的努力不只能化解目前某些西方國家圍堵中國的戰略，也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

觀點：目前投資者進入比特幣市場的原因已有所改變:Ambcrypto刊文稱，一些加密分析師仍然認為，從長遠來看，當今投資者對比特幣市場的信心和行為將為比特幣帶來好處。目前比特幣的儲備風險水平也表明，比特幣市場對其投資者而言具有誘人的風險/回報比率，該比率低表明市場信心更高。文章稱，比特幣最初具有較高的鏈上速度，這意味著該資產正在逐漸脫離交易所交易，并用于獲取商品和服務。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交易所內交易變得越來越重要，鏈下速度成為了優先事項，并且人們只會在市場下跌時通過交易BTC來獲取其他代幣，或轉換為USDT。可以推測出，進入比特幣領域的新用戶不是因為用戶本身變得逐步進化，而是因為新用戶認為持有比特幣比在服務或商品上花費比特幣更為賺錢。基于這些指標，比特幣未來是否會盈利尚待觀察，但是目前的比特幣投資者很有可能與過去的投資者沒有相同的意識形態。[2020/6/29]

循序漸進的金融市場開放

動態 | 觀點：Libra及Calibra不應僅受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Digital Equity Association副總裁Valerie Khan和倫敦大學學院區塊鏈技術中心高級研究員Geoffrey Goodell認為，Facebook提議的數字貨幣Libra及其配套的數字錢包Calibra不僅應該受到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還應該受到涉及法律、公共安全和防務的國家實體的審查。原因在于Facebook感興趣的不是金融，而是身份。（The Register）[2019/8/22]

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水到渠成。中國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就曾多次指出，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上月強調人民幣國際化更多的是取決于體制、政策上的選擇，更多地取決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而不是取決于技術上的因素。

我們可以從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看出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目前并不急于求成。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針對開放經濟體的政策選擇問題，提出“三元悖論”-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即本國利率水平的可控性，匯率的穩定性與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之中，只能三選其二，不可能三者兼得。中國在金融市場開放與市場化之前，選擇掌控利率和匯率,但它就必須限制資本流動，所以中國實施了資本項目控制。

1996年實現了經常項目的開放，中國開始推進資本項目的開放。后來因為國際國內的金融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其間也遭遇到了一些嚴厲考驗。最好的例子是中國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811”匯改)宣布讓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改變原來人民幣兌換美元中間價由做市商集中報價形成,轉為參考上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而決定。但由于面對國內經濟放緩和美元加息強勢,人民幣在“811”匯改宣布后遭受巨大下行壓力，國內資本的大量外流,促使當局不得不重新考慮調整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速度，同時繼續管控內資外流但加大放寬外資內流(寬進嚴出)。輿論界包括官媒普遍認為當時中國匯率政策的重點應是求穩,而非急于求變，以顧全大局，即管理好宏觀經濟促進穩健經濟增長為重為先。

所以直到今日，中國應對三元悖論的政策傾向是維持獨立貨幣政策,推行可控漸進式的資本項目的開放,同時執行管理式浮動匯率制度允許人民幣在合理區間波動。換言之，中國目前不是三選其二，而是達到了一個目標，同時在可控情況下逐步開放資本項目的控制，也逐步允許市場供求形成匯率。如此順序漸進的開放給以決策者時間建設處理金融震蕩乃至危機的機制與經驗的累積，提供外匯與金融衍生品市場茁壯成長的機遇，也讓金融業者有寶貴機會實習並建立其金融風險管理的能力。但這也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需要按部就班，對應與配合資本項目開放的進度。

主權信用貨幣做為國際貨幣的爭議

再者，以主權信用貨幣當國際交易與儲備貨幣使用存在著內在缺陷，那就是它無法同時兼顧國內外的不同目標。就像今天的美元，它不能超脫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利益，而能及時、靈活地根據全球流動性需求的變化進行增減調節。所以中國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在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與美元超發后，就曾表示全球需要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

前英國央行行長及歐洲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馬克?卡尼(MarkCarney)在2019年8月在一個全球央行年會也表示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必須終結，以削弱美元單邊主義的溢出效應。但他認為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某種形式的全球數字貨幣-類似于臉書提議的Libra，因為這將比讓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被另一種主權信用貨幣如人民幣取代要好。

換言之，人民幣要爭取做為國際交易與儲備貨幣，除了美英等西方大國主觀上會多加阻擾之外，中長期客觀的發展包括國際社會缺乏對主權信用貨幣的信心和數字貨幣技術可能產生未來的各種可能性，都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

與其隨某些輿論界不理智地高估高喊人民幣國際化的即將到來，不如比較務實扎實的練好“內功”，做好能力所及的工作，例如中國今年2月宣布參與由香港、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中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研究的一個區域化項目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將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便利跨境貿易場景下的本外幣兌換。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有實質的幫助。

作者白士泮博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學院院長、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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