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數字人民幣與支付寶可比嗎？_數字貨幣

數字人民幣進入實測階段后，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數字人民幣與支付寶或財付通有什么不同？

對于這個問題，有不少人總結出不少的不同點，比如：數字人民幣是央行貨幣，支付寶、財付通等是銀行貨幣或錢包貨幣，二者的法償性與信用等級不同，安全性和流動性也不同；數字人民幣屬于公共產品，其投放和流通可以是免費的，支付寶、財付通則是商業服務，其經辦的支付結算是要收費的；支付寶、財付通不得直接面向公眾吸收存款和辦理現金收付，所以必須與銀行存款賬戶勾連，而數字人民幣無需與銀行存款賬戶勾連；支付寶、財付通屬于線上支付，對網絡和通訊高度依賴，而數字人民幣可以實現雙離線“砰砰付”，對網絡和通訊的依賴度大大降低等等。

但這其中很多都經不起推敲，實際上是似是而非，并不準確，需要仔細斟酌。

不能將“貨幣”與“支付”混為一談

數字人民幣就是人民幣的數字化，是人民幣總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其表現形態與支付運行方式發生變化，簡單講，數字人民幣就是“貨幣”。

王永利：PayPal用戶要將加密貨幣兌換成法定貨幣后才能完成購物支付:10月31日，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發文表示，美國支付巨頭PayPal進軍加密貨幣市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以及PayPal的股價隨之大幅上漲，這也讓不少人對加密貨幣可能顛覆或取代法定貨幣的信心再次反彈。王永利指出，PayPal與Paxos合作提供兌換服務，允許客戶通過其在PayPal的線上錢包購買、持有和出售加密貨幣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買賣這些加密貨幣也應該納入交易所在國家的交易稅或所得稅體系，按照稅法規定繳納稅收。王永利表示，現在還鮮有國家宣布允許這些加密貨幣可以作為貨幣在本國自由流通。因為這樣做，勢必會沖擊本國法定貨幣的流通和管理。在所在國家沒有宣布允許加密貨幣可以作為貨幣自由流通的情況下，PayPal要在其多達2600萬家商戶的龐大網絡體系上直接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商品標價和結算，恐怕是很難得到貨幣當局或監管部門許可。王永利還表示，實際上，PayPal公司也聲明，其用戶可以用加密貨幣在其網絡上購物，但仍需以法定貨幣進行結算，即商家仍是以法定貨幣標價和結算，不會接受加密貨幣付款。購買者實際上是需要先通過PayPal提供的兌換服務，將加密貨幣兌換成法定貨幣后才能完成購物支付。這才是所謂“用戶可以用加密貨幣購物”的真相。[2020/10/31 11:19:08]

支付寶、財付通等，則是貨幣的支付運行設施和體系、方式，是為貨幣的流通服務的。它們可以用于原有人民幣的支付運行，也可以用于數字人民幣的支付運行。所以，支付寶、財付通等主要是貨幣“支付”運行體系，它們本身并不是“貨幣”。

王永利：“數字貨幣一本賬”或是央行數字貨幣最可能實現的模式突破:中國銀行原副行長、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王永利刊文稱，其認為“數字貨幣一本賬”或是央行數字貨幣最可能實現且最有價值的模式突破。那樣，央行才能全方位全流程監控全部數字貨幣，又不影響金融體系的基本穩定。此外，文章稱，數字貨幣可能只是從替代M0開始，但不應僅僅局限于M0，而應該盡可能替代所有貨幣，最大程度地發揮數字貨幣的功能與價值。如果僅僅局限于替代M0，其實際價值或投入產出效果就可能存在問題了。（經濟觀察報）[2020/7/18]

由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數字人民幣與支付寶、財付通等支付體系本質上是不同的，根本不能直接進行比較！

不能把“貨幣”與“存款”混為一談

現在，經常有人將中央銀行投放的貨幣叫做“央行貨幣”，認為是央行負債；把商業銀行吸收的存款叫做“銀行貨幣”，認為是銀行的負債；把非銀行支付機構“錢包”里的錢叫做“錢包貨幣”，認為是支付機構的負債。進而認定它們之間的法償性與信用等級不同，安全性和流動性也不同。

聲音 |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有關Libra的諸多問題尚未明確:今日，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發文再次發表對Facebook的加密貨幣的看法。他表示，現在人們在討論Facebook的加密貨幣時，就好像其愿景已經實現或肯定能實現，認為其27億用戶會自然而然就成為Libra的用戶，其應用范圍將超過絕大部分國家的貨幣，而不是仔細分析其實現的條件、存在的問題、面臨的競爭等現實問題。王永利指出，現在叫全球幣或無國界貨幣，是指超越國家的主權貨幣，但這些幣依然是各個網絡社區或平臺的專用幣，無國界，但有鏈界！在網絡世界里，這真的是去中心的嗎？完全去中心，調整規則的效率如何保證？去中心一定是人類社會的最佳選擇嗎？[2019/6/19]

這實際上是將“貨幣”與“存款”混為一談了。

在現今貨幣投放和運行堅持“二元模式”下，央行向銀行投放貨幣，會自動轉入銀行在央行的存款賬戶，表現為央行對銀行的負債；銀行發放貸款向借款人投放貨幣時，也會自動轉入借款人在銀行的存款賬戶，表現為銀行對存款人的負債；人們將一部分銀行存款轉入其在非銀行支付機構開立的錢包時，就會增加支付機構的負債。從“存款”或負債的角度，這幾種負債的信用和風險是不同的。但是，從“貨幣”角度看，這幾種“存款”背后的貨幣卻都是完全相同的法定貨幣，根本不存在任何不同。這是必須準確把握的！

聲音 | 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談區塊鏈：做信息分布式存儲 現在就可達成:據網易財經8月26日消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海峽區塊鏈研究院院長、共享金融100人論壇理事長王永利8月26日被問及區塊鏈技術何時走向成熟應用時，他說：“區塊鏈的定義不清楚，如果追求去中心、去中介的概念應用，估計五年都不敢保證，不過度強調去中心、去中介，做成信息的分布式存儲、加密，特別是可以溯源，誰造假迅速找到他的話，這種價值也是很大的，現在就可以得到廣泛應用。”[2018/8/26]

即使推出數字人民幣，也同樣會存在銀行在央行開立數字人民幣存款賬戶，其他機構和個人在銀行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人們再從銀行數字人民幣“錢包”中轉出一部分存入非銀行支付機構開立的數字人民幣“錢包”的情況。這三者背后的數字人民幣，都是相同的貨幣，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別！

貨幣支付運行方式會有不同

首先，央行將其投放的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流通中現金，不代表數字人民幣就必須嚴格按照現金的式樣和支付運行模式進行設計與管理。

聲音 | 王永利：比特幣和區塊鏈都存在“三角難題”:中國國際期貨公司總裁王永利今日在媒體撰文指出，比特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只能是一種網絡虛擬資產。比特幣區塊鏈很安全，但是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目前比特幣區塊鏈或者類似的區塊鏈都存在著“去中心、高效率和安全性”三者不可兼得的三角難題關系。[2018/7/18]

當央行明確其投放的數字人民幣就是人民幣的數字化，定位于M0之后，很多人就想當然地認為，數字人民幣也必然要區分不同面值，要有數字人民幣APP或錢包類似現鈔的畫面設計，特別是要有每一張數字人民幣的編號與識別密碼等，從而保證央行能夠跟蹤每一張數字人民幣的去向，強化數字人民幣的使用監管等。

實際上，這種想法完全沒有從傳統的貨幣現金思維中跳出，真正適應“數字貨幣”的要求。如果這樣做，在實際支付結算時，就勢必會出現大量找換差額的問題，如果還需要傳送和顯示不同的彩色畫面，則會增加大量運行成本，完全是畫蛇添足。數字貨幣完全可以對每一筆支付進行核對保真，而根本不需要對每一張貨幣進行驗證保真！

這樣，即使數字人民幣定位于現金，但卻不是原來的實物現金，其支付運行還是要依托賬戶體系進行。即使具備雙離線“砰砰付”功能，也只能是小額應急性質的應用，需要在具備條件時盡快將“砰砰付”信息傳送給錢包管理機構進行錢包余額調整，不可能完全脫離賬戶體系實行收付雙方直接的硬件砰砰付，否則，風險是非常大的。數字人民幣“錢包”實質上就是“存款”賬戶，所以，央行也明確數字人民幣運行需要依托“廣義賬戶體系”。

其次，央行投放的數字人民幣定位于M0，不代表所有的數字人民幣只能由央行投放，只能局限于替代現金。

就像傳統人民幣體系一樣，央行投放的現金部分屬于M0，但除此之外，商業銀行還可以通過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方式向借款人投放貨幣；央行也可以通過再貸款或資金拆借等方式向商業銀行投放貨幣。貨幣總量并非只有現金，而是包括流通中現金及社會公眾在銀行的存款，而且現金在貨幣總量中的比重已經非常低了，而且仍呈現持續下降態勢。

由此，如果數字人民幣僅僅局限于替代流通中現金，而不是盡可能替代所有傳統的人民幣，那么數字人民幣就只能用現金兌換，而不能用存款兌換，其發展規模和實際作用將非常有限，難以滿足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而且將長期保持數字人民幣與原有人民幣兩套運行體系，將對兩套管理體系的協調與貨幣政策的設施帶來很大挑戰，貨幣數字化改革的意義將受到很大削弱。

所以，數字人民幣仍應堅持“二元模式”，除央行比照M0投放有限的數字人民幣外，還需要商業銀行通過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方式派生更多的數字人民幣，推動數字人民幣盡可能替代所有傳統人民幣，推動實物現金的支付流通大幅度收縮。在國內運行基本穩定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促進國際貨幣體系與支付清算體系等深刻變革。

這樣，數字人民幣與傳統人民幣相比，在貨幣的本質以及投放和運行大的框架體系上不會有根本性變革：數字人民幣仍屬于法定貨幣，中央銀行仍然主要負責有限的M0的投放，以及貨幣總量的調控，并負責金融宏觀審慎監管，對商業銀行提供必要的資金融通等；各類金融業務，特別是發放貸款和購買債券以及貨幣支付結算等，仍由專業化的商業性金融機構辦理，央行不會取代商業性金融機構與非銀行支付機構，從而避免對現有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盡可能維護金融體系的基本穩定。

再次，央行有可能在數字人民幣運行上實現全用戶、全流程的監控。

盡管央行不會從事數字人民幣各類金融業務的具體處理，但央行卻可以利用現代信息科技實現數字人民幣用戶信息和支付數據的全面歸集，從而實現對數字人民幣全用戶、全流程的嚴密監控。

具體做法可能是：央行從源頭上實施對數字人民幣的中心化統一管理，所有的數字人民幣用戶都要下載央行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后才能在其下具體業務經辦機構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所有的數字人民幣支付結算信息，都要同步發送給業務經辦機構和央行登記與核對。這樣，就可以在央行形成包括所有數字人民幣用戶和交易數據的“數字人民幣一本賬”。但在央行的賬戶只是數字人民幣的備查賬戶或基礎賬戶，不是業務賬戶，不存在計息問題；而數字人民幣業務經辦機構，則不能再像傳統人民幣那樣，直接獲得一筆交業務收付款雙方完整的交易信息，而只能獲得在本機構開立數字人民幣錢包的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這樣，就會在央行形成數字人民幣最完整的用戶和運行大數據，將大大增強央行對數字人民幣運行全流程監控和貨幣政策的準確性、有效性，并強化對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適度保護，實現數字人民幣運行的“有限匿名”或“可控匿名”。同時，央行擁有數字人民幣最完整的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就可以最大程度低削弱商業性金融機構，特別是互聯網平臺型公司在大數據方面的壟斷地位和優勢，更有利于全社會的公平競爭和消費者權益保護。

這可能成為數字人民幣支付運行最大最值得關注的變化！

當然，這種模式將給央行維護數字人民幣系統運行和大數據安全穩定帶來極大挑戰，也存在央行數字人民幣用戶信息和大數據的權利保護與有效利用等深層次法律問題需要研究解決。

可見，數字貨幣屬于一個新生事物，當前央行數字人民幣仍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很多概念和技術路徑仍需要仔細斟酌、準確把握。

(本文作者介紹：前中國銀行副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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