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金三角”新圖景——海南、香港與新加坡如何共贏_PPL

注：本文原載于《財經雜志》，巴比特資訊經作者授權發布。

全球范圍新冠疫情仍在惡化，但這并沒有阻擋中國繼續推進全面開放戰略布局的步伐。2020年6月1日，中國正式對外公布《海南自由貿易港總體方案》，并于6月8日就《方案》有關情況介紹舉行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它標志著中國支持經濟全球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際行動加速，彰顯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海南雖是中國最大經濟特區且擁有全國最好的生態環境，但海南又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三農”問題突出，以及產業結構以“資源依賴型”為主且實體產業薄弱等狀況的地區。同時，海南偏離國際主航線，自身缺乏足夠的發展腹地。如何在這樣經濟和產業基礎之上建設自由貿易港是一項全新的探索，既沒有先例可循，又不能簡單照搬西方自由貿易港發展模式，只能夠是在實踐中探索出符合海南發展自身發展路徑，正如習近平在《擺脫貧困》中所述：“由于時間、地點、生產要素組合不一樣，開放模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不可能照搬特區、開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摸索出一條與之相適應的路子。”為此，《方案》設計已經考慮到海南的現實，其核心主要從如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現代產業體系兩個角度以及“分步走”方式對海南未來之路給出布局。

一、《方案》設計兩大核心問題

在世界范圍內，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是各國設立自貿港的一般初衷。按照國際自貿港發展最新趨勢，讓該區域形成產業聚集發展態勢和成為全球供應鏈樞紐是設立制度設計目標。《方案》對海南自貿港的制度設計及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6+1+4”。其中：“6”就是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人員進出自由便利、運輸來往自由便利、數據安全有序流動；“1”就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4”就是加強稅收、社會治理、法治、風險防控等四個方面的制度建設。

數字資產交易平臺Talos任命前德意志銀行高管為亞太區負責人:11月9日消息，美國數字資產機構交易平臺Talos宣布任命Samar Sen為亞太區負責人，并計劃于2022年在新加坡開設辦事處。Sen此前是德意志銀行數字證券服務產品的全球負責人。Talos創立于2018年，為機構提供數字資產的執行和結算等服務，今年5月獲4000萬美元A輪融資，a16z領投。（彭博社）[2021/11/9 6:40:55]

第一核心問題：現代產業體系是海南自貿港建設核心目標。在《方案》當中，“1”即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是制度設計之核心目標，而“6”即要素流動和“4”即基本保障制度安排，它們是為了支持核心目標而配套設計制度，屬于基本保障制度內容；這是《方案》對海南自貿港制度設計基本框架和邏輯。制度集成創新是推進建設海南自貿港關鍵著力點，它一方面充分體現了“開放促改革”基本思路，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新一輪改革開放是產業發展的強大驅動力，而這11項制度創新舉措有機銜接和相互配合，是在不斷營造有利于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基礎上最終實現海南整體效益提升的有效途徑。這也意味著，只要是阻礙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社會治理和經濟體制以及法規體系都要改，只要不利于現代產業體系形成的市場等規則也要改。

第二核心問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及其規則體系是海南對外開放合作基礎。《方案》明確海南要“借鑒國際經驗，主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趨勢，充分學習借鑒國際自由貿易港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和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增強區域輻射帶動作用，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前沿地帶”。《方案》同時強調海南要“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交流合作，促進與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發展”。這也意味著，《方案》對于海南如何統籌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如何在開放合作和國際競爭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價值鏈治理能力和參與國際分工的路徑，這兩個基本問題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或指引——作為經濟欠發達和產業基礎薄弱的后起海南自貿港，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過程中，更應該主動與香港、新加坡這兩個成熟的自貿港進行交往和合作，在“學習”中探索出符合海南自身發展的路徑，在“融入”中找到海南自身定位的合作共贏關系。

聲音 | 畢馬威中國及亞太區主席：以區塊鏈等為代表的科技已廣泛應用到商業、金融領域中: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在25日舉行的2019阿里云峰會上，畢馬威中國及亞太區主席陶匡淳表示，當下科技發展迅猛，以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為代表的科技已廣泛應用到商業、金融領域中，這必然會對未來銀行的發展模式產生重要的影響。所謂未來銀行，就是銀行業把握科技變革對商業社會重塑的奇點性機遇，重新認知和構建銀行的生態和企業價值鏈，重塑銀行與社會和客戶的鏈接。[2019/7/27]

二、產業合作是實現三者互補共贏最佳途徑

根據《方案》設計，海南未來將圍繞著旅游、現代高端服務、醫療、文化貿易、自由貿易、海洋產業、海陸空運輸、證券基金、期貨經營、含保險、能源、航運、國際知識產權、股權等產品交易所、場外衍生品、國際高校與職業教育、電信、互聯網、高新技術如區塊鏈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共贏就是合作者都獲得相應利益，而海南、香港和新加坡實現共贏就意味著三者在發揮各自優勢、作用的基礎上攜手合作的結果比單獨行動獲得的利益要高。那么，怎么樣才能夠實現三者共贏呢？實際上，歷史使得三者在人文方面具有兼容性，地理位置、經濟腹地、產業群、體制建設、發展階段與策略等使得三者具有互補性與合作基礎；這也意味著，只要三者能夠群策群力，取長補短，實現互補合作，更好地發揮協同增效效應就可以實現1+1+1＞3的完美合作結果。

在合作中海南更多發揮“三地”作用

海南3.5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超過全球其他自貿港，而且，海南具有中國“全國上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能夠快速調動人力、物力、政策等各種資源，匯聚各種生產要素，調動各方積極性參與自貿港建設；同時，海南具有中國內地強大的科技力量和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鏈的支撐。這些海南的競爭力剛好可以彌補香港和新加坡地理環境限制劣勢-面積狹小，各類資源嚴重匱乏，農作物食物甚至是淡水都需依靠外部輸送。

動態 | 報告：亞太地區預計將在未來幾年主導全球區塊鏈財富管理市場:Industry Today發布報告稱，2019年全球區塊鏈財富管理市場上的頂級玩家是由瑞士證券交易所SIX、瑞士電信（Swisscom）、蘇黎世州銀行組成的財團。報告對2018年全球區塊鏈財富管理市場的規模、份額、最新趨勢進行了說明，并預測了到2026年的前景。 報告將全球區塊鏈財富管理市場細分為北美、歐洲、亞太、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其中，亞太地區預計將在未來幾年主導全球市場。對改進的安全解決方案日益增長的需求預計將推動該地區的市場需求。報告稱，目前該領域一些主要參與者包括一個由瑞士證券交易所SIX、瑞士電信（Swisscom）、蘇黎世州銀行組成的財團。[2019/6/10]

另外，近些年來亞太經濟體早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海南又是中國國內離東南亞最近的沿海省份，它可以攜手香港和新加坡形成“金三角”亞太區域布局，在更多產業上開展嘗試合作，其輻射力、聯動性也是其他自貿港難以比在擬的。

海南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動態任務，對于特定資源稟賦的海南而言，其在融入全球供應鏈與三者合作過程中，在可預見時間內將主要發揮“三地”作用：

第一，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研發基地。這是海南優美自然環境和中國內地強大的科技力量可以支撐的。

第二，高端制造業生產基地。海南的園區和中國內地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鏈及高端技術工人可以提供基礎。

第三，轉口貿易基地。中國內陸強大的市場和東南亞市場為香港“南下”和新加坡“北上”開拓市場提供了可能。

聲音 | 鏈塔智庫：印度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區塊鏈人才儲備地:據鏈塔智庫消息，印度至今沒有承認比特幣及其他加密貨幣的合法地位，對發行通證的監管政策也遲遲未見出臺，但在應用落地方面卻進展較快，尤其是銀行業應用較多，企業巨頭也在區塊鏈應用上有一定建樹。此外，在區塊鏈樞紐、區塊鏈社區的建設上也頗具規劃性，處處看得到政府努力的痕跡。印度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區塊鏈人才儲備地，占全球的7%。[2018/8/31]

在合作中香港更多發揮“三通”作用

香港既是中國特別行政區，又是離海南比較近的自貿港。一方面，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中國的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和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及香港所采用的聯系匯率制和離岸集資中心，決定了它在未來不短的時間內仍然是中國與世界的鏈接點，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橋頭堡；另一方面，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施行普通法的地區，它又和整個海洋世界分享著同樣的普通法秩序。也就是，香港這樣一種二元屬性使得它擁有不同于內地特征的同時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樞紐，在國際合作與交往中，只有它才能完成所有內地城市無法完成的功能，其作用在中國內部獨一無二，無可替代。香港在整體格局上和很長時間內至少能夠為海南自貿港的發展提供“三通”作用。

第一，海南通往世界市場的橋梁。海南畢竟處于自貿港建設初期，它在構建較強競爭力優勢產業和打造包括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在內的優質生產要素集聚區以及通往世界市場等方面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香港在其中對海南可以起到輔助作用。

第二，海南通往并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促進器。海南自貿港建設本身是一個改革的過程，需要對貿易、投資、金融、稅收、人才等多領域法律法規和制度規則進行創新，香港為海南參與國際經貿規則提供重要平臺。

日本金融廳研討會實況：Ripple亞太地區負責人將與FSA進行視頻通話:據華爾街見聞報道稱，根據日本金融廳第四次加密貨幣交易所研討會的會議資料，日本金融廳發放了一份關于Ripple的資料。參會者將與Ripple公司負責亞太監管事務部的負責人、以及FSA研究小組成員一起,進行實時視頻通話, 以了解該公司在日本的活動。研討會成員的提問和回答也將進行。[2018/6/15]

第三，海南通往與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發展的另外一條途徑。在海南建設自貿港一項重要任務是通過制度創新和以更高水平開放促進更深層次改革，海南與香港唇齒相依，戰略定位差異且精神內核具有相似，海南可以通過直接學習與借鑒香港開放型模式，打破現有的觀念束縛、政策障礙和利益藩籬，在形成新體制之后再與粵港澳大灣區進行對接和聯動發展，或許更能加快海南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前進步伐。

在合作中新加坡更多發揮“三器”作用

在整體戰略角色方面，新加坡可以為海南自貿港的發展發揮“三器”作用，為海南作為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一路“的戰略支點和海南”新時代下南洋“提供便利和合作空間。。

第一，“連接器”。新加坡擁有優越地理位置，是區域乃至全球海運和空運交通樞紐中心以及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新加坡和許多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議，雙邊避免重稅協議和投資保障協議，企業可以利用新加坡的貿易與投資網絡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傳統物理世界的連通以外，新加坡近幾年來還積極與多國如中國、東盟、紐西蘭、澳大利亞、智利等在數碼經濟領域建立伙伴關系，加強電子貿易和數字系統以及數據跨境自由流通等方面的合作。例如：為創造東盟經濟數碼一體化，新加坡提出并設計東盟智慧城市網絡與東盟開放數據開發的愿景，已經開展的連接重慶與新加坡的專用數據通道協議都是是很好的例子。

中國為了進一步推動全球化，已對海南自貿港進行規劃與布局，新加坡的“連接器”將能助其一臂之力，攜手海南接軌國際經貿，為中國加大開放力度，深化全球化，加強與東盟，亞太乃至全球在物理與數碼空間的起到經貿連接作用。

第二，“催化器”。基于新加坡有穏定的，開放和包容的經濟與金融市場、東西方的文化智慧交匯，具有深厚的商業與人脈區域網絡的根基，且對西方、東盟、中國和印度的企業文化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同時新加坡的全球化DNA，審慎但親商的體制，鼓勵創新環境等因素構成，提升了它在投資，運營與創新等營商環境，它吸引了國際企業把資金、信息、人才等進行匯集，對業務擴展與營銷市場測試，對各項科研與創新項目市場化進行嘗試，或者把新加坡當成為進軍東盟與亞太市場“實驗室”或“創新沙盒”。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東盟銀行家協會和國際金融公司在新加坡一起成立世界上第一個跨境開放創新平臺——東盟金融創新網絡(ASEANFinancialInnovationNetwork)。在這個平臺上，各國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可以聯系交流,並利用創新沙盒機制進行協作實驗,目的是要推動東盟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數字化轉型和金融包容性，拓寬并提升整個區域的數字金融服務，為廣大平民大眾提供普惠金融服務。

進一步來說，促進並參與亞洲乃至全球科技創新是新加坡發展愿景。海南可以加強與新加坡合作，把中國成功的企業或科技驅動商業模式引進新加坡，利用新加坡設立的諸多國際合作平臺，如東盟金融創新網絡，進行測試與調整，然后復制到東盟甚至整個亞太區域。再如新加坡政府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辦公室”正在建立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與風險管理機制，可以為中國與海南企業在亞洲地區的基建項目融資、風險識別與管理解決方案等提供有力的幫助和支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第三，“公信器”。信任是一切商業機遇之本。新加坡擁有比較完善的國際水平的法律與司法制度和國際仲裁制度，國際投資者對新加坡的法治環境有信心，它在造就了新加坡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還讓“新加坡品牌”在國際社會獲得認可。海南企業可以和新加坡企業一起合作，創建科技賦能高效又具有公信力的產品或服務，為打入東盟與亞太區域的新市場奠定基礎。另外，海南直接外商投資項目一旦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生糾紛，可以借助新加坡在國際仲裁中的既有優勢或者把新加坡作為第三方解決爭端平臺，憑借新加坡平等與公正的仲裁，解決國際爭端與糾紛最終實現共贏發展。

在知識產權方面，新加坡知識產權局于2018年4月推出金融科技快速通道，支持和鼓勵金融科技專利的申請。如中國企業阿里巴巴近期在新加坡通過“人工智能專利優先計劃”，創紀錄地在三個月時間內獲得一項專利申請。另外，IPOS同時設立專門的國際事務機構，它主要職能是協助外來企業利用知識產權和其他無形資產而發展業務提供服務，如在知識產權的研究分析、申報、策略制定和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協助。

三、海南法治建設和制度集成創新是三者合作共贏基礎

法治是海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中央對海南自貿港的整體頂層設計，除了《方案》布局及其自貿港制度設計以外，還確定了“以自由貿易港法為基礎，以地方性法規和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為重要組成的自由貿易港法治體系”和“營造國際一流自由貿易港法治環境”目標。這也意味著，法治建設和制度集成創新是海南自貿港建設配套且基礎內容，也是海南與香港、新加坡合作基礎。

海南自貿港建設的政策制度需求，既要代表當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開放形態，又要代表各類生產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動的最高水平，又體現國際經貿規則的最新趨勢，這決定了海南新一輪改革不是對單個領域、單項制度的修修補補，而必須是各領域各方面政策制度的“脫胎換骨”和各領域各部門的齊頭并進、全局突圍，從政府到市場、從規則到法律等方方面面都要進行全方位和系統性變革。

因此，《方案》確定了海南自貿港采取“制度創新+優惠政策+法治規則”的獨特方式，加上自由貿易港法治體系，將構成實現三者合作并共贏之起點，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從而為中國深化全球化，在世界經貿舞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尋徑探路。

作者：

白士泮博士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學院院長、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學院院長?

陳經偉博士是中國社科院投融資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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