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丨區塊鏈激進市場與慈善_區塊鏈

2月3號21：00，BlockManiaAMA直播第47期繼續進行，BlockMania致力于將區塊鏈行業最深度的認知和思考帶給行業與公眾，歡迎其他社區跟我們合作，一起打造思想的連接器和放大器。

本期主題為「激進市場與慈善」，分享嘉賓為《激進市場》中文譯者胡雨青。

以下為本次AMA全程回顧

今天晚上，我們想要深入探討的是一種新的機制。

我是胡雨青，畢業于杜克大學經濟系，原就職于世界銀行，它是一家國際扶貧慈善機構。

最近因為翻譯GlenWeyl和EricPosner的《激進市場》而加入了RadicalxChange.org并了解了區塊鏈。這幾天武漢發生非典型冠狀病肺炎疫情，看到大家紛紛捐款，讓我想起了我之前所在的機構所做的工作。所以今晚就想借著這個事件，和大家一起討論激進市場和慈善的關系，以及我最近學的應用于區塊鏈的二次融資方法QuadraticFunding(QF)能如何有效地改善當下的公共事業。

首先，我們來談一談大的框架，商業到底是不是最大的慈善？我知道這是目前很多人都認同的觀點，但在今天的新技術新環境下，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更深一步的審視。著名經濟學家薛兆豐老師早年也寫過一篇文章《商業是最大的慈善》。

觀點： DeFi為慈善機構開啟一種新型盈利潛力:加密行業資深人士George Harrap認為，DeFi正在改變慈善行業的運營方式，通過使用跨區塊鏈的入口和集成，慈善機構捐贈變得更容易。除了交易的簡便性、透明度和速度之外，慈善機構在其投資組合中持有加密貨幣還有很多好處，DeFi可以為慈善機構打開一種新型的盈利潛力。（Cointelegraph）[2021/8/22 22:29:07]

http://business.sohu.com/20121129/n359049855.shtml

這篇文章的論點有對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薛老師講到我們世界銀行的扶貧效率低下的問題，這的確讓我對它的效率低下問題做了些反思。與之對比的，是薛老師提到《哈利波特》在英美上市僅一天就賣出900萬冊的高效率事件，這有點類似于我們的天貓在雙11成交額達2700億。

那么如此高的效率和如此龐大的數字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真的做到了最大的慈善呢？我只能說，商業讓交易的買方和賣方都受益，而且它正向的成果也為做慈善創造了更大的潛在空間，從這個層面理解，「商業是最大的慈善」這句話是對的。

但商業不等同于慈善，因為性質不同。商業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但在當今這個情況下，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需要政府、世行和其他慈善組織和機構了。

理由很簡單。大家只要仔細地審視一下薛老師文章中的兩個案例所對應的不同群體就能得出結論。首先，第一個案例里，世界銀行幫助的群體是沒有勞動能力，在對抗著瘧疾的、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非洲兒童和婦女，他們無法從事商業活動。這就好比這幾天在武漢的那些感染了非典型肺炎又支付不起高昂醫療費的低收入患者。

觀點：ETF將為散戶投資者提供進入BTC市場的途徑:股票和加密分析師Ronnie Moas剛剛發推稱，現在有16個比特幣ETF正在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批準，也許會在未來的4-6周內有進展，也許更長時間。ETF將為散戶投資者提供進入比特幣市場的途徑，而不必擁有比特幣本身。ETF是許多退休投資組合的主要產品。[2021/5/27 22:49:49]

而在雙11那天成交的2700個億，這其中的利潤最終是到了誰的手里呢？這些錢最初流向了淘寶店的經營者，他們中的很多人之前深陷貧困，正是因為電商平臺的崛起和發展使他們脫離了貧困。這些錢也會有一部分通過人們的親情和善心、政府和公共機構的引導，流向那些無力做商業化付出，而又需要幫助的人手中，比如全職讀書的學生，比如老弱病殘者。

如果只有商業，而沒有其他形式的轉移支付，那么那些無法參與商業、而又需要生存的群體得到的幫助是遠遠不夠的。這其中的原因我會在第二部分細講。

但商業和慈善有其不同的本質。商業的本質是交換與合作，它發生在價值匹配的個體或群體之間，而且所有參與者自愿且有能力這樣做。由于社會群體的異質性，必然會有一部分人是無法參與商業活動的，市場觸及不到的群體是我們需要幫助的對象。

那么，什么才是最大的慈善呢？我的定義是，如果有一種機制或市場設計能夠盡可能地激發人性的善而非人性的惡，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那就算是最大的慈善。這種設計可以是一個公司的商業模式，可以是一個區域的市場規劃，也可以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可以是帶有貨幣流動的雙方交易或單方補助，也可以是不帶金錢的博弈或運籌。

觀點：若數字支付系統設計不能確保隱私 則其從根本上是危險的:8月10日消息，針對加密社區一直談論政府主導央行數字貨幣CBDC所涉及的隱私有關概念，美國程序員，自由軟件活動家Richard Stallman表示，加密貨幣是一種特殊技術方法的使用。如果政府實施這種方法，并不認為這是矛盾的。但如果政府把它用作監控設備，則是邪惡的。如果數字支付系統被設計并不能確保隱私，那么它們從根本上是危險的。（Cointelegraph）[2020/8/10]

現在我將要進入我們比較重要的第二個部分了，大家目前有什么問題嗎？

好，現在我們來談第二點。剛剛說過，之所以政府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存在，就是為了彌補純市場功能的不足，它存在的一個功能之一是為了做慈善。那么當前的市場既然有不足之處，我們是否能夠有一種更好的設計呢？

《激進市場》給了我們一個潛在的答案。

這是書英文版的地址：http://radicalmarkets.com/

這個RadicalxChange中文社區的公共號，對書的內容有所介紹：

首先這本書寫作的出發點就是當今世界的一系列新挑戰——盡管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有所增長，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卻在加劇，而且社會與的分歧與分裂也日趨嚴重——曾經讓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變革迫在眉睫，但眼下比中央計劃經濟更好的替代品又還沒有出現。然而，有幸的是，今天的科技進步，尤其是在大數據背景下的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正在悄悄地重新定義社會關系與生產關系。

觀點：許多DAO和中心化公司沒有區別，擁有最多代幣的人仍可發號施令:蜻蜓資本（Dragonfly Capital）的研究員Ashwin Ramachandran和投資者Haseeb Qureshi表示，許多DeFi協議正轉向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來下放治理權利，但實際上，這樣做并沒有什么實質作用。許多DAO和中心化的公司并沒有什么不同，那些擁有最多代幣的人仍然可以發號施令，并決定其社區如何運行。（Decrypt）[2020/8/8]

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的制度設計變得可行，包括慈善事業也是可以在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助力下，得以突破制度藩籬而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和慈善事業非常相關的是書第二章提到的二次方投票法。這在《激進市場》上一次分享會中，小島也做了相關的分享。

QV讓選民付出的平方根能夠兌換成投票的積分，從而更有效地影響對他們最重要的問題，這就克服了「一人一票」制度下的「多數人的暴政」等問題。在QV下，一個人對一件事如果特別在意可以考慮把更多的發言權積分花在上面，但要付出二次方的代價。

觀點：葡萄牙創建技術自由區等舉措將有助于加密行業發展:此前消息，葡萄牙政府發布了監管沙箱框架，將測試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和5G在內的新興技術。盡管該計劃涵蓋了廣泛的數字化戰略，但隨著葡萄牙繼續制定激勵該國加密貨幣行業活動的規定，創建技術自由區（ZLT）已經在加密領域引起了關注。

Tozex首席執行官Remy Andre Ozcan表示，這些舉措使葡萄牙走上了正軌，成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加密首都之一：“這一舉措非常棒，再加上幾年前出臺的稅收減免政策，這使葡萄牙成為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可以開展和管理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業務。在這方面，法國等其他國家可以向葡萄牙學習。創建經濟區以鼓勵區塊鏈業務是葡萄牙的一個重要里程碑。”（Cointelegraph）[2020/4/30]

由于一票之差使投票成本可能相差很大，QV的一個好處是防止賄選。另一個好處是鼓勵少數派投票。

關于QV的一系列論文，大家可以去GlenWeyl主頁上看：

http://glenweyl.com/research/

QV的一個衍生是QuadraticFunding(QF)，也是我們今天重點要討論的與慈善相關的市場設計。這個詞來源自VitalikButerin，ZoeHitzig和GlenWeyl的一篇較新的論文：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doi/10.1287/mnsc.2019.3337

作者的簡要介紹：V神是大家熟悉的以太坊創始人，Zoe是哈佛大學經濟系在讀博士生，Glen是《激進市場》作者，微軟首席經濟學家，也是RadicalxChange的創始人。

慈善行為本質上是一個社會提供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行為。比如武漢非典型肺炎流行，好多人為武漢捐贈了口罩，人們在這個特殊時期按需分配，這就是一個提供公共物品的過程。

但公共物品由于存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會產生搭便車的現象和少數者需求無法充分表達的問題，最終導致它供應不足。再舉此次武漢發生疫情的例子。這幾天武漢事件轟動了全世界，但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此時此刻有一些少數人也許也需要同樣的幫助，比如同樣缺乏資金和衛生基礎設施的偏遠鄉村，但由于他們是少數群體，所以他們發出需求的聲音被淹沒了，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和關注；一個更令人絕望的情況是他們知道自己即使說出需求，但因為人微言輕，僅憑一己之力，這需求幾乎不會被看見和滿足，于是他們干脆選擇了沉默。

由于公共物品的這些特點，如果有一個資金池比如慈善基金會可以點對點地把物資傳達給需要幫助的人或項目上，就會極大地提高效率。

但這又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分配這些基金到不同項目上？

作者提出的QF方法，它的目標是謀求公共物品給社會帶來總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讓資源在居民之間實現公平分配。這個也被作者稱為「自由激進主義」。

與之對應的是「自由個人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在自由個人主義里，每個人都有付出，為社會做直接貢獻，而每個人又都希望自己的回報最大化。在這個情況下，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社會福利是無法達到最優的。「自由民主主義」是另一個極端，即通過民主投票的方法做出對所有人都產生效用的公共決策。

基于QF的自由激進主義是在自由個人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之間找到一個折中。其實這與我們社會發展的趨勢是有些類似的，現在大家都在經營社群。自由個人主義是以個人意志為主導，自由民主主義是以集體或國家意志為主導，而自由激進主義有點類似于以群體意志為主導和劃分。

再談到前幾天武漢疫情，不同的群體自動組團進行募捐，比如我們看到有區塊鏈從業人員自己組織了一個區塊鏈捐贈群，人工智能從業者有人工智能捐贈群，明星們也有明星們的捐贈群，等等。通過購買區塊鏈平臺發行的加密貨幣或者使用其他加密貨幣進行捐贈，通過區塊鏈捐贈不但可以去除對善款被挪用的隱患、去除對慈善機構的猜忌，還擴大了捐贈渠道，對慈善公益的發展是一大幫助。

區塊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公開透明、信息可追溯、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執行四大優勢。慈善公益項目相關的信息可以分布在區塊鏈網絡各個節點上，在鏈上我們對每一筆交易都可以查詢和追溯。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知道所捐助的每一筆款項的對應接收人是誰、是如何使用的、一共發放了幾次、救助效果如何等等。這樣就杜絕了某一個組織或個人操控一個慈善公益項目為自己謀求利益的情況。

這樣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區塊鏈以處理競爭性資源的方式來處理非競爭性的資源，人們可以擺脫對可信第三方的依賴，在數字世界中自由地交換數字貨幣、知識產權、股權甚至不動產所有權。

現在我們簡要地談一談第三個部分，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商業如何與慈善等公共事業相結合呢？其實我們現在說的商業，還是在傳統的金融世界里談；說的慈善創新呢，是在區塊鏈的世界里談。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傳統金融如何與區塊鏈融合的問題，是一個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如何協調的問題。

在《區塊鏈：從數字貨幣到信用社會》這本書說，傳統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搜尋成本、匹配效率、交易費用、規模經濟、風險控制等問題決定了中介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在可預見的未來，金融不會完全去中心，而是多中心與弱中心。

因此，區塊鏈的到來不是說傳統金融完全被革命、被顛覆，而是從壟斷型、資源優勢型的中心和強中介轉化為開放式平臺，成為服務導向式的多中心當中的差異化，從而使傳統中介中心和新的中介中心獲得共贏。

區塊鏈實現的是一種信任的轉移，使人們在交易和合作過程中的信任對象由人和機構轉移到區塊鏈這個共識機器上。

區塊鏈是一種思想，是許多個開源項目的集合，也是無數頭腦風暴的「總賬」，技術會被淘汰，發明會過時，公司會倒閉，但分布式思想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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